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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通儒”饶宗颐:承继先哲之业 开拓学术新涯
发表时间:2018-02-11   来源:光明日报

饶宗颐先生和本文作者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饶宗颐先生1992年赠予本文作者的著作。图片由作者提供

  惊悉饶宗颐先生在香港仙逝,享年101岁。虽然是高寿而善终,但于我而言,还是有些突然。记得大概十多年前,一次饶公(我更习惯用这个称呼)在香港办画展,小说家金庸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展品一共108幅,所以在祝词中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饶公一百零八幅作品,我们也希望饶公在108岁时,再来看饶公新的一百零八幅作品。我就像迷金庸小说一样被他迷惑了,所以三个月前饶公来北京办画展时,我去了新疆图木舒克市,而错过与饶公见面的机会,当时还想,反正可以等到饶公108岁时再看他的画展。遗憾的是,小说家的话是虚构的,我错过了最近一次与饶公见面的机会。

  从饶公游学,耳提面命,不时受教

  我是1991年8月到香港大学参加隋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第一次拜见饶先生。此前半年我在英国图书馆编敦煌汉文残片目录,罗永生兄告诉我香港大学的黄约瑟先生要在8月初办一个隋唐史的国际研讨会,正是我回国的时候,建议我提出参会申请,绕道香港回国。我不认识黄约瑟,永生兄当时也是人微言轻,听说黄先生亲自去请示饶先生,饶公虽然和我从未谋面,但看过我写的文章,马上说“请,请他来”。

  记得开会那天,与会者都是国内和国际知名学者,饶先生来到会场,许多人迎上去招呼,饶先生开口问“新江在哪?”看到我最年轻,直奔而来。真没想到,如雷贯耳的饶宗颐教授,这么平易近人。攀谈起来,他对我当时有关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归义军史的研究很有兴趣,我们说定,第二年由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邀请我来港从事研究工作。于是,我在1992年11月没等随斯文·赫定基金会环塔里木盆地考察结束,就从和田半途回京,赶赴香港,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跟随饶公做敦煌学研究,一直到1993年5月。随后在同年8月,我又在饶公安排下,出席香港大学举办的“第34届亚洲与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再次拜见饶公。

  1994年3月,我随季羡林先生到曼谷参加华侨崇圣大学成立仪式,又有机会与饶公朝夕相处,仪式结束后,我没有随季先生回京,而是随饶公到了香港。在这次访港过程中,与饶公商定,把原本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经费,转到北京,单独办一份《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这就是1995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我负责具体编务,前六卷的具体工作就是我来做的。

  1997年香港回归后,更方便往来香港,见到饶公的机会也更多。2001年10月15—30日,又有半个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与饶先生合作敦煌学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饶公也多次来北京参加会议,举办画展,每次都有机会见面,耳提面命,受益良多。

  饶公为人谦和,他每送我一本书,都写“新江兄正之”“新江吾兄吟正”等,对年轻人奖掖有加。所以我和他虽然年龄差距很大,而且分处内地、香港,原本的价值观念当然很不一样,但一见如故,每次谈话,都非常愉悦。他对我没有任何保留,有问必答。我对饶公的知遇之恩也倾力回报,帮他编辑过八卷本《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还有《敦煌曲续论》《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等书。

  以正存思,以奇振采,以无误信天下

  饶先生出身潮州士人家庭,家富藏书。父亲饶锷先生,著有《潮州艺文志》等。饶先生幼承家学,谙熟岭南文献掌故,对于经史子集以及释道图书,都有爱好,打下了极好的学问根基。抗战前后,在两广一带整理乡邦文献,并帮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还曾应顾颉刚先生之约,编《古史辨》第八册。1949年后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度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曾游学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法国科研中心、美国耶鲁大学、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等地,广结善缘,收集资料。

  饶先生的治学范围广泛,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都有所涉猎,其中既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又有20世纪初叶以来新兴的考古学、美术史、历史语言学等,尤其钟情于出土文献,举凡甲骨、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金石铭文,都有所贡献。此外,饶先生学艺兼美,古琴、书画,样样精通。饶先生著作等身,仅2003年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就有皇皇14卷20巨册,每卷主题包括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等,可见方面之广,其学养之厚,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饶公没有上过正式的大学,如何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学术成果,迄今也是一个谜。我在阅读饶公的论著和有机会与饶公的攀谈中,也一直在寻找答案。我曾拜读饶公有关敦煌学的著作及艺文,包括《老子想尔注校证》《选堂集林·史林》《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敦煌琵琶谱》《敦煌白画》《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等,并撰写过《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1993年)和《敦煌:饶宗颐先生学与艺的交汇点》(2012年)两篇文章,对这一领域做过概括总结。我对饶公其他许多领域的著作只是翻阅,但时而听他讲述自己的新发现,略有体会。从总体上来说,饶公如此大的成就之取得,至少有如下几点对我来说深有感触。

  一、饶先生具有家学传统,在帮助父亲编《潮州艺文志》时,就打下广阔的文献基础,以后编《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更是接触到香港最重要的善本收藏。他治学触类旁通,从乡邦艺文,延伸到东南沿海以及南洋各地的史地、碑刻。特别是他长年在香港教书,又常常往新马泰各地旅行,所以对于当地文献、遗存以及海上丝路,都有讨论,像《〈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宋帝播迁七洲洋地望考实兼论其与占城交通路线》《永乐大典中之南海地名》《说鸼及海船的相关问题》《三教论及其海外移植》《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之地位》《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等文,对于海上丝绸的交通路线、物品交流、船舶航行等等,都有论说,是我们今天热议的海上丝路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饶公从编纂《全清词钞》开始,从清词上溯唐五代宋金元词,在《词籍考》《宋词书录解题》两书基础上,后来形成《词集考》一书。对于敦煌写卷中的曲子词,更是用力最多,曾收罗法英乃至俄国所藏,编成《敦煌曲》,并讨论敦煌曲的年代、作者,词与佛曲之关系,词之异名及长短句之成立等问题,目的是探讨敦煌曲与词的起源问题。以后又将此书之后的各篇讨论文字,特别是批判任半塘“唐词说”的文章,辑成《敦煌曲续论》。因为我在研究晚唐以降归义军史时,曾从历史角度论证过一些曲子词,如《五台山赞文》的年代,深得饶公首肯,所以他让我来编辑《续论》一书。今日翻检当年编辑、校订饶公大文的各篇底本,先生耳提面命的样子,历历在目。

  饶公在和我们聊天过程中,经常说到顾颉刚先生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因为停刊而未出版一事。但他对上古秦汉历史地理问题,一直关心有加,对于甲骨金文中的有关记录,时时加以检讨,后来形成在这方面撰写的许多论著,提出古史研究的多重证据法。他勇于探索,不断求新的精神,让人感佩,这也多少影响到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二、饶先生对于学术生态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与他同辈的内地许多学者原本也有同样的条件,做出同样伟大的名山事业,只是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夺取了许多人的时间和生命。所以,在他和我们聊天的时候,经常说到,他1949年以后移居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当时也很担心这里能否做学问。但后来发现,此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在各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某个地方如荆州,居然暂获安稳,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时间学术文化也达到一定的高度。大量的人才、资金、图书都汇聚在这里,为这里的学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治学条件。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50年代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在日本东洋文库的推动下,可以向外出售或对外交换,当时北京图书馆用本馆所藏与东洋文库交换了一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获得一份副本,由刘铭恕先生负责编目,到“文革”以后北大图书馆才出资复制一套,我记得有些老先生是和我在同样的时点,第一次看到这些文书的真貌,而不是前人的录文。但是,我听饶公说,这批缩微胶卷一开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钱人就买了一套,提供给他做研究。于是,饶公在其中发现了《老子想尔注》,撰写《校笺》,1956年刊行于世;又从中检出所有书法资料,如S.3753《临十七帖》、S.3392《天宝十四载制书》、S.5952《飞白书》等,编为《敦煌书谱》,附于1961年所撰《敦煌写卷之书法》文后;他又在戴密微(Paul Demiville)《拉萨僧诤记》的基础上,找到S.2672《顿悟大乘正理决》,1964年发表《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一文,对有关禅宗入藏的宗论与历史、地理、年代问题作进一步讨论,并另撰《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1970年)。此外,如《文心雕龙》等写卷,都是这次翻检所得。可以说,饶公敦煌学研究首先受益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胶卷,然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期间系统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画。

  三、我觉得饶公治学的特色,还有一点就是走到哪,学问做到哪。饶先生到过许多地方,除了国内名山大川,还有欧美、日本、南亚、东南亚,以文会友,搜寻材料,对与当地有关的问题,往往能推陈出新。他到东南亚走访石碑,到伦敦、巴黎、京都等地查阅敦煌写卷,都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饶公更是经常走访内地的博物馆、考古所、文物遗址,参观、考察新出土的文物、文献,随时撰写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形成专著的如《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等。他还拟定《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丛刊,邀请内地学者合作,利用新出土文献,以编年体增补《通鉴》史事,已经出版的有与李均明合著《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王素、李方著《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王辉著《秦出土文献编年》,刘昭瑞著《汉魏石刻文字系年》,陈国灿著《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李均明著《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饶公在构想这个系列时,我正在香港,也参与了讨论,贡献了想法,但十分遗憾的是,我答应饶公的敦煌写本归义军时期文献编年工作,一直没能完稿,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四、我还想说的就是饶先生做学问,发表论文不拘一格,不论什么场合,采用各种方式,文章大大小小,随手而出,让学界有应接不暇的感觉。饶公早年的著作,许多都不是正规的出版社出版的,装帧也很简陋,往往只是托某个出版公司印制和销售;还有一些古文字的文章,都手抄影印,避免排版的麻烦和延沓。这种做法,使得饶先生的许多成果得以早点问世,为学界所知。我见到饶公之前,就收集他的文章,1984—1985年在荷兰时,复印过他在港台杂志和西文出版物中有关敦煌学的论文,后来在北京书展买到香港中华版《选堂集林·史林》,又在法国购得他的大部头著作《敦煌曲》《敦煌白画》。所以,当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他的研究室时,他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允许我在研究室的暗室里,将他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每种拿一本。饶公早年的许多出版物,我就是这样才得到的,也让我感触很深。在香港条件还比较艰苦的五六十年代,饶公为发表学术论著,也是颇费苦心。不过我想,正是这一切,造就了饶先生的伟大学术成就,使之成为一代宗师。

  最后应当提到,饶先生不仅仅是香港的学术权威,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学大师,而且他也对海外汉学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饶先生1965年访问巴黎、伦敦,调查敦煌曲子词写卷。1971年完成《敦煌曲》一书,由欧洲汉学泰斗、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戴密微译成法语,合法汉文本为一编,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后来饶先生在巴黎讲学之际,又将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材料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由戴密微等译出,在法国出版,中法对照,有图有说,对研究敦煌画极富参考价值。戴密微对饶先生极为敬佩,甚至把他俩到瑞士旅行时饶先生一路所吟诗歌(《黑湖集》),都翻译成法文,发表在欧洲专业的学术刊物上。因此,饶先生通过多次在法国讲学,以及大量译成法语的文章、著作,影响了一代法国甚至欧美的学人,不少欧美汉学研究者从选题到研究,都受到饶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饶宗颐先生是一座学术的丰碑,他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为今后的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自1991年开始从饶公游学,不时受教,获益良多。先生尝言:“学人者,以正存思,以奇振采,以无误信天下。”(《戴密微教授八十寿序》)相信此至理名言,与先生之精神永存。 (作者:荣新江,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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