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有一天周末雨后，几个朋友晃晃悠悠遛达着去北京南城的琉璃厂。街道上房屋老旧，行人舒缓，方圆多少里都是暗淡的北方灰，但似乎每一座建筑都有来头。旁侧的老房子被推倒重建，拆旧翻新，散落在地上的旧砖石形如断壁残垣。杂草中间潜伏着各种活物。偶尔，一只流浪的猫一道白光一样闪过，留下几声凄厉的叫声。

　　街边一个一个花花绿绿的摊子上，卷边儿的古旧书也有，清末的三寸金莲也有，锦绣上铺满了各色溢彩流光的琉璃物件：首饰、香粉盒、镶嵌着扭金花边的镜子梳子，一件件都有模有样的，让人想起旧时的才子佳人故事，私奔或者后花园，有一种遥远的疏离。我们在这条街上走，像走在上一个时代里。停下来问价的时候，人家都爱搭不理。人家穿的都是中式夹袄，我们穿的是什么呀，套头衫牛仔裤，跟这儿完全的不搭干……这幅风情画就是印象中的南部京城了。在这之前和之后，南部京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存在，当下人更是少有探究它水面下潜伏着什么来龙去脉和什么奥妙玄机。

　　刘孝存的长篇小说《地久天长》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南部京城风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南城的普通百姓、待业青年、姑娘小伙儿，在只有样板戏的年代，单调的生活里充满了隐秘的快乐。他们的温暖、慰藉、幸福和兴奋全与一把吉他有关。刘孝存的《地久天长》讲述了一个北京“四大琴师”之一的“南城吉他王”关金雄，以及他周围的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当年，小说的原型人物关金庸是南城小青年们心目中的“王”。他“文革”遭难，却以琴声为他们驱走喧嚣和烦恼，使寂寞的心得到安抚与慰藉。这些小青年形形色色，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小圈子、小社会。他们彼此之间知根知底，可靠可亲，志同道合，无话不谈。他们操着京腔儿、穿着片鞋、骑着自行车、唱着京戏。他们有一套独特的话语方式和情感方式。甚至他们中间谁“出事了”，也成为引发大家情绪波动的兴奋噱头。

　　《地久天长》可以理解为京城文化的一种样本。它的描述时间跨度40年，在结构上采取编年式的“板块式结构”。既写了上世纪50年代即“文革”前的市民生活，也涉及“文革”中“批斗会”、“武斗”、“抄家”、“唱样板戏”等内容，更有“文革”后那些各色人物的起伏命运。往大里说，那些笔下人物既是京城变迁的主角，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与亲历者。他们甚至是人们进入北京南城文化风物的一个引子、一个切口、一条通道。不了解他们，就无法真正接近这一座城、这一个区域、这一种文化。《地久天长》也是京城风物的百科书。比如，它的语言方式，透露独有的京城风格。如各色外号、俚语、叫卖、荤段子等，文中俯拾皆是。更有洋画、玻璃球、杂货铺、耍猴、戏法、杂耍等京城诸景。它使人恍入黑白片的北京纪录片中。时过境迁，历久弥新。

　　刘孝存显然是在这一种文化底蕴熏染下腾跃而出的代表人物，可谓南部京城一王。他多年致力于北京地方志尤其是南城地方志的研究，也曾在多年以前著有长篇小说《西伯与商纣》及随笔《光绪三十一年》。近年因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而著有《小说结构学》。他说，我写《地久天长》的冲动，并非立志写出佳作名篇，而是想把我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及京城故事说出来，告诉人们“我们曾经那样活着”。“近二三十年中，写知青下乡插队或北大荒兵团生活的小说已有很多。也有写‘文革’、‘部队大院’或‘部委大院’年轻人生活的作品，却少见‘文革’中北京南城普通市民阶层如青年工人、待业青年之生活状态的作品。我想，如果未来，让民俗学者、社会学家在寻找彼时代的社会历史资料时，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也就知足了。”

　　其实他的情绪与思绪的来龙去脉，只一言即可全观。正如他说，“民间的老百姓，自有他们的找乐儿方式：无论社会上刮什么风，三纲五常是变不了的。”他以朴素的语言方式，歌颂了永恒的生活主题：大时代的普通人过自在生活，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