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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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顶下有一头猪（豕），构成了汉字“家”。

　　“家”，和它简单的字形不同，其内涵显然丰富得多。它既可以指社会的“细胞”——家庭，也可以指构成家庭的成员——家人，还可以指住所，那些为家人遮蔽风雨的房屋。

　　正如这个“家”字所象征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人、家庭、家居三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对于房屋而言，传统的中国式居所能准确地反映出家庭的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它依照家庭结构进行建筑，并在此基础上扩张成一张无形的网，将整个家庭的伦理道德、信仰和价值观涵盖其中。家居和家庭，同物质载体与内在灵魂的关系一样，倘若屋顶下一旦没有家庭的存在，这居所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和灵魂。

　　因此，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对形式各异的传统民居建筑产生天然的亲近感和广泛兴趣。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陕北窑洞、福建土楼、吉林马架房、云南竹楼……它们不但体现了当时当地的物质文明程度，更体现了人们的生存样貌，以及社会生活的种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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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民居，中国的起步很晚。

　　一方面，中国传统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存留时间不长，只有极少数精美珍贵的民居才进入历史记载。另一方面，明清以来遗留下来的民居散布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仅凭落后的交通工具难以一一勘查，人们也就无法认识到中国民居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直到1937年，中国学者才开始关注到普通民居，他们冒着战火，从北京长途跋涉到昆明，当那些隐秘于世又独具其美的住宅展现在面前时，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1957年，建筑史学家刘敦桢发表《中国住宅概说》，张仲一等人发表《徽州明代住宅》，在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并未引起多大影响。此后，“文化大革命”席卷，民居研究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恢复生机和活力，并有国外学者加入其中。

　　1885年，第一本详细介绍日本住宅的英文著作面世。而关于中国住宅的第一本英文著作，直到一个世纪后的1986年才出版。尽管姗姗来迟，民居研究的成果仍然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绝好窗口。譬如，呈现国际中国传统民居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家：中国人的居家文化》一书，便经美国美术博物馆长协会评选，入选“了解中国最好的十五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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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类学、建筑学、艺术学、艺术史和历史学等多角度观察民居，便衍生出一个个有趣的课题：造房仪式和风水、建筑美学、家具与建筑的关系、家庭结构及其变化、性别与居室空间分布、家族在礼仪和社会空间中的作用、空间区隔的功用和意义、家庭内部空间安排与隐私……

　　在一次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中，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由浅入深。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民居功能清晰、样式简洁，它们在地理空间上形态各异，但在历史维度上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性高度吻合；在建筑物的空间分布中，传统民居的对称、安稳、和谐的秩序，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至于“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以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在细微如一砖一瓦、一桌一椅、甚至一锅一灶中，也有着不同程度的闪现。

　　这些对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文化演变轨迹的认识，从生活经验和实物观察中得来，经由归纳、总结、提炼，归为理性结论，既形象、生动、感性，令人印象深刻，更揭示出中华文化的本质，有着醍醐灌顶般的震撼，对深入理解“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国人的生活”这些命题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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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民居的研究，显然多一丝理性的冷静，少一重情感的起伏。而对中国人而言，民居是斑驳历史的无声见证，旧日风光的隐约重现，它沉淀着深深浅浅的往事与情怀，但却是正在逝去的风景，在告别的同时刻下了永恒的印痕。

　　近现代以来，传统民居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消失。尤其是近50年，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取代了大批传统式样的住宅，而更令外国研究者惊讶的是，“中国人对于传统住宅的消失似乎无动于衷，他们把传统住宅的拆除，以及传统文化的全面瓦解都当作现代化。”

　　这种对传统消失无动于衷的态度，或许可以用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观点来解释：对于观众来说，艺术作品只有在“死去”之后才会呈现出“美”的感觉。身处石库门的逼仄嘈杂、四合院的杂乱喧闹中，是无法如参观者一样体会到建筑空间的美的。因此，人们总是欢天喜地地告别旧居，搬入条件大大改善的新家，然后在间隔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后，才惊觉“死去的”、远离现代生活的传统美。

　　将传统一律破除是否就是现代化，这是高速发展的全球化社会带给一个文明古国的难题。假如说，理解传统才能知道“何为中国人”，那么对传统的态度则决定了“做怎样的现代中国人”。　（《家：中国人的居家文化》，[美]那仲良、罗启妍主编，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