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骑着一匹名叫“瘦狗”的老马，辗转来到延安，对中共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采访，并写下著名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那时，他不会想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一批外籍同仁会循着他的足迹，探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圣地，用文字、图片和视频，铸就一部“新西行漫记”。

　　这些外籍记者来自五大洲的19个国家。6月初，他们与近百名中国记者一起，兵分五路，前往上海、浙江、江西、贵州、四川、陕西等省市的中国革命圣地，对中共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地进行了深入的寻访报道。在18天的采访过程中，他们的行程超过一万九千公里，并完成了22个视频专题、60篇深度报道、260多篇记者手记和近1500张图片等多项报道。

　　来自非洲尼日尔的马曼·阿达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此次他与上海、浙江小分队的其他记者们一起探访了中共“一大”开幕的石库门旧址和闭幕的嘉兴南湖画舫。

　　“我们非洲豪萨族有一句谚语，叫做‘听歌就要听原唱’。”在阿达看来，亲自寻访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圣地，就好比听一首歌的原唱那样真实，这与他从侧面了解中共历史感觉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在嘉兴南湖，我们登上了中共‘一大’闭幕的画舫，画舫十分精美，完全按照董必武的回忆复制出当时的场景，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站在画舫中，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当年会议举行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对于土耳其籍的记者简可·厄兹柯米尔来说，此次在四川的采访，总能让他想起他的祖国。

　　在简可看来，1935年的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是决定红军命运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他认为这与与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凯末尔亲自前往东南部山区争取当地部落的支持，为最终取得战争胜利扫清障碍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革命历史事件，四川的震后重建也让简可印象深刻。“土耳其常有地震发生，因而我在采访过程中特别注意有关‘5·12’大地震重建的部分”，他解释。“尽管受灾严重，但整个四川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抗震救灾以及相关的重建工作，处处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我认为这很值得地震频发的土耳其从中借鉴经验。”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以农民为主体，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在“新西行漫记”中，波兰籍记者姚伟涛同样认为，要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的发展，必须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

　　姚伟涛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八年，与他的其他外籍朋友一样，基本都生活在大城市里，“以前也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过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报道，但总是没有一种直观的感觉，而此次去延安，终于有机会深入中国西部的农村进行采访。”他这样告诉记者，“通过这次采访，我意识到中国并不是处处都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样发达，而是一个非常多元和复杂的国家。”

　　姚伟涛说，在延安革命老区，志丹县的新农村建设发展情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前农民们都在山上种地，山都光秃秃的，农民收入也不高。后来政府启动了退耕还林项目，在山上建立了生态保护区，进行绿化，农民们也迁移到山下的新村子，种植大棚蔬菜，收入明显提高，同时自然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作为此次活动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王明华评价“新西行漫记”是一次以不同客观视角记录今日中国的媒体行动。（陶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