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１９４４年春，成都一所公园的抗战募捐现场，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长串衣不蔽体的盲人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地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顿时，全场哭声四起。 这是中国读书人平日里每天都要接触的墨盒，质地普通，并不罕见。 但是，请注意那上面遒劲的大字。 胜利，胜利！这是最普通的中国人日复一日中，对胜利的渴望和呐喊。这是比黄金更为贵重的信念之火。 这是一位四川父亲送给自己即将奔赴前线的儿子的裹尸白布，也可以说是一面誓死杀敌的战旗。 这位父亲在裹尸白布的正中间写下一个大大的死字，表示了为国赴死的决心，白布右边的题字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题字是“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当中国农民勒紧腰带，甘愿为了抗战忍饥挨饿时； 当中国的乞丐把维持生命的最后一个铜板，扔进募捐箱时； 当中国的文人，把信念铭刻在自己的文房四宝上，坚守着“胜利”二字时； 当中国的父母，为亲生儿子带上裹尸之布，不畏骨肉沙场捐躯，只求驱外辱于国门时； 侵略者焉能不败！ 时光似乎在这里凝固了。 处于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大礼堂，会场中，悬挂的仍是当年抗战胜利后的庆祝标语。 这棵大槐树和它身边的礼堂，曾见识过抗战胜利时延安军民涕泪满襟、漫卷诗书的狂喜。 时隔近７０年的午后，胜利的喜悦仍然无遮无拦地冲过来，包围了每一个在场的人。 【同期】老八路 贺树才 日本一投降我记得印象可深了，晚上了，家里吃饭了，听见街道上敲锣打鼓的开始了，我们不知道什么事，说日本投降了，哎呀大家高兴的，我记得那时候都大了，14、 15岁了，就碗一放赶快就跑下去了，学校同学组织起来了，就参加游行。我们来到桥儿沟，那时候没有车，就是步行了，到了城里头。鲁艺学院的学员都化妆起来，扭秧歌，吹喇叭，打着鼓一块联合在一起，就在c城里游行，上了宝塔山，这我印象最深了。 【解说】宝塔山，延安的标志。在塔旁边，有明代铸造的铁钟，党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时和报警。 在抗战时期，很多人奔着这座宝塔而来。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前后，是投奔延安人数最多的一段时期，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１０００人来到延安。 【同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 刘煜 原来唐代的时候叫五座城池相连，后来荒废了，就留了一座延安府的府城了，党中央进来的时候那里人口就几千人了，两道街所有的店铺加起来１２３家，确实算是弹丸之地，但是为什么它在抗战中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圣地，这个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延安抗日。 【解说】一份１９４２年５月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２０％，投奔解放区的则达７０％。 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沿着这样的泥泞小路，一路上背诵着自己写的诗歌，奔着宝塔山上的灯光而来，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同期】中国延安大学教授 高尚斌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腰十八拐，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成为最革命的青年。 【同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 刘煜 像上海的一批知识青年，有些是教授的子女资本家的子女，在家里不是没饭吃啊，但是他们愿意要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到抗日的战场上。他们的口号是，打断骨头还有筋，剥了皮肉还有心，只要我剩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解说】历史的回音壁，不断在这里发出回响。 在当时的延安，这是一所宏伟之极的建筑。以现在的眼光看，它的规模还比不上一所小学的礼堂。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这是一间极有意义的建筑物。 为了筹备这次大会，“七大”的会场中央大礼堂从１９４１年就开始建设。 全国各地的党代表，在得到通知后，一步步地走向延安，短的走了一个月，长的走了一年半。 【同期】中国延安大学教授 高尚斌 “七大”的成功就在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 【同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齐卫平 从延安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政党已经非常成熟地在考虑，谋划要建一个新中国，一种气派已经摆出来了。 【解说】这里的座椅讲台全是当年的原物。参观者每个都愿意站在桌子中间的位置，去体会领袖的视野，去感受那推动历史巨手的余温。 然而，有心者，却会站在这面极具震撼力的墙下回味不已。“同心同德”这四个字，是党的“七大”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只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沉浮后才会明白其情之深，其意之广。 这儿，是延安的八一敬老院。从１９５９年到现在，共有３００多位老红军老八路，在这里安享晚年。凑到一起，听力都不如当年的老人们，会各说各的打仗故事。 【解说】老人们最爱的，是他们的勋章。有些人甚至从来不让别人碰自己的勋章，换洗衣服时，自己动手把勋章换到干净衣服上去。 他们解释说，这是勋章，是我打仗挣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