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

北大红楼

　　 20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间，举凡学界中人，几乎无人不知有位“蔡先生”。这位生长于清代同光年间的浙东商家子弟，凭着博学强记和一手“怪八股”的功夫，数年间，奇迹般地由古城绍兴的布衣寒士而跻身北京的翰林文苑，一时间引来多少寒窗学子的艳羡和敬慕。然而曾几何时，他却轻抛功名，挂冠而去，回乡兴办新式教育，随即走上反清道路，演出一场“翰林革命”。继而，又以“不惑之年”，远赴欧洲，在德国苦学4年，一展游学西洋的平生夙愿。民国肇始，他作为首任教育总长，厉行变革，奠定共和教育根基。几年后，他出掌北京大学，高擎“学术至上、兼容并包”的办学旗帜，将一个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成为焕发勃勃生机的新式学府；由此开创的自由学风，促动了新文化的繁盛，进而激发起“五四”风潮的热情，知识界的一代新人即从中育成。及至晚年，他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将“五四”以来喧腾于世的“科学”口号落实为研究实体，面对种种困难，殚精竭虑，不仅组织起一支汇聚各类人才的科研力量，而且初步确立了我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规模和体系。他在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卓著功业，得到中外知识界的广泛推崇和尊敬。

　　 就清末民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蔡元培可谓极重道德修养，对自身，对公众，莫不如此。倾心求索孕育了近世文明的西方观念和文化，并没有使他丢弃早年诚笃信守的传统道德价值。通常看来，似乎相悖的中西道德伦理，在他那儿，却经由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有人说：“他在西洋思想上，把握到自由与理性，在中国文化上，把握着中庸与良心。”或许正是因为受到来自两种文化精粹的作用，他一生砥砺私德，力求纤尘不染，同时倡行公民道德教育，致力国人内在素质的提高，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境界。最能反映他这一特点的，莫过于数十年力倡不懈的美育。尽管世运不济，时人亦大多不以为意，但他初衷不改，我行我素。他的这种多少有些超然世外的理想追求，常令后人感佩不已。“人世楷模”这一赞誉，在他辞世之初，或可视为悼亡的颂词，然而时过境迁，人心非古，却依旧被后世认可，则可视为某种“大德传世”的标识。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后，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但本质上，他属“学界中人”。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虽然不排除必要时偶尔“骤用兴奋剂”的激烈运动，甚至革命，但就其常态而言，应是渐近地改良，要靠教育和文化的恒久作用，这是振兴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大计。因此，他的活动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而政治上的地位适足用来保障其文教兴革活动的展开。这就使他虽置身宦海，却不失书生本色。作为一种个人追求，他对中西学术具有浓厚兴趣，曾先后整理编次中国伦理学史，疏证《红楼梦》而成一家之言，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成果，传播民族学知识并确定该学科地定义和名称……这些工作及其文字成果，倘用严格地学术眼光加以审视，或许算不上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带有学科开创的性质，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伦理学和民族学才得以立足于学林。人们普遍注意到他涉足学术领域的广博性，公认其为学界的“通人”。“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过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论者的这一论述，可谓契合蔡元培的实际。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里形成大气候。对此，梁漱溟发表过很精彩的评论：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引右援，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谈及蔡先生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蔡先生的人生辉煌无疑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段时间，他将欧洲的大学理念、办学模式成功运用于东方古国，通过北大的教育革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确定了航标。而这些，在蔡先生哪里，似乎是一种文化性情的自然伸展，并非如同后来想象中的“励精图治”。时代的风云际会，已经将他推上了中国“大学之魂”的高度，人们抚今追昔，愈加感受到“蔡元培”的长久生命力之所在。

　　 ——摘自《蔡元培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