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兴得要飞起来。

　　果然，第二天，刘大叔拉着他的小手，送他进了私塾。

　　这间私塾设在离家半里多路的正觉寺，胡同也因寺而得名。当时此处是个道士庙，在其最里进有一座大殿，被辟为刘家的私塾。老舍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得到了初级启蒙教育。老舍先生一辈子都记得刘善人的恩情。后来，刘寿绵真的出了家，当了和尚，把自己全部财产都出了手，救济了穷人，成为京城远近闻名的大德高僧，法号“宗月法师”。抗战中期，他圆寂于北平的广济寺。消息传到后方，远在重庆的老舍先生，立刻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在文章的最后，老舍先生写道：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导我向善，正像二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

　　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么巧。真是无巧不成书。

　　师范成材

　　离开私塾之后，老舍又连续上过两个正规小学，最后毕业于位于西直门南草厂的京师第十三小学的高等小学校。然后考上了位于祖家街的北京第三中学。

　　恰在此时，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对北京的旗人来说，又好又不好。好是结束了封建帝制，也结束了束缚旗人的佐领制度，还他们以自由；不好的是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没有了“铁杆庄稼”，没有官饷钱粮，完全得自谋生路。可是，绝大多数满族旗人是以世代当兵为职业，不会也不允许有其他技术，一旦没有了官饷钱粮便只能干瞪眼挨饿。所以绝大多数满族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一下子就沦为了穷人，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这其中就有老舍的母亲和她一家人。

　　母亲是个有尊严的老实人。她去当了工友，当了女佣，给学校的女老师打饭帮忙做杂务。可是，她已经完全无力供养她的孩子继续上学读书。

　　老舍中午下学回家吃饭，掀开锅盖，一看锅里空空如也，不出声，一声不响地扭头便走，空着肚子去上下午的课。姐姐见他脚上穿的布袜子上的补丁已经补到了脚面上，便送给他一双新的袜子。他拒穿，说自己不会和别人去比穿戴，假如比这个，自己永远也比不上人家，要比，就比功课。

　　他的性格极像母亲。他的发小同学罗常培先生曾经这样描写过幼儿时的老舍：“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眼泪珠或讨半句饶。 ”

　　在北京三中上了一学期初一的课程，眼看就再也难以为继了。他突然看见报上有北京师范学校招生的广告。

　　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件新鲜事，其目的是培养新型的小学师资，课程设置完全是效仿日本的师范中等学校，也就是说，除了国文还是古典的汉语之外，其他一切课程都是参考西洋和东洋的教材，一句话，师范就是洋学堂，是中国教育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而且着眼于中小学基础教育，由儿童抓起。

　　最打动老舍的是，师范学校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全部公费，由国家包起来，管吃管住管穿管学费管分配，正像老百姓所说：“师范师范白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