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学者，诗人。

胡适

　　《舍我其谁：胡适》江勇振 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受到余英时推崇，认为学术性极高。

《胡适全集》（全四十四卷、共三箱）（季羡林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月24日，是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逝世50周年纪念日。从去年12月17日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开始，海内外的学术界、传媒界都有一些纪念活动，渐次层出，于今正炽。

　　在近代中国，胡适无论是在文化、思想和学术领域，还是在社会的多个层面，均产生过巨大影响。新文化运动近百年之后，今天的人们是如何认识与评价胡适的？胡适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他的哪些精神遗产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视并传承的？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思索。

　　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改变了中国

　　两个月前，在为胡适诞辰120周年所作的纪念专题中，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余英时先生对媒体表示，“胡适在今天的影响是间接的”，但“胡适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确远在其他同辈学人之上”。

　　余英时说，通观胡适一生而论，他发挥最大的影响是从提倡白话文开始，一般称之为文学革命。他到北大以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这是他光芒万丈的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日前也谈到这一话题，他认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中心课题，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而且，人们讨论也都是围绕着他提出的问题来进行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在民国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它对于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改变，对五四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学术文化发展，都有开创性或者决定性的影响。而胡适是这个运动的领军人物。”

　　新文化运动一开篇就是文学革命运动。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要改变过去古文文学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一些古文文学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小说、戏剧、诗歌等，都受过去的形式和过去旧观念的束缚，不能反映当代人的一些真实的思想感情。清末以来，中国已经提倡白话，是为了利于普及教育，文字简化，建立统一的国语。胡适的文章发表后，不仅从理论上，也从文学实践上获得了人们热烈的回应，文学革命运动比较顺利就取得了胜利。到1921年，教育部就规定把小学课文逐渐都改成白话文。后来，杂志，各种出版物都逐渐采用白话文。耿云志说：“过去，人们认为，白话就是乡野村民讲的话，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现在，它成了大家都认同的一种交流的工具。白话一通行，青年人识了若干字之后，他就能提笔写字作文成为文学正宗，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认同的一种交流工具，文学革命运动所取得的成功，它对现代中国影响的发展，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他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

　　胡适对于当下的意义何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他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耿云志更进一步指出，胡适为新文化运动或者说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中国新文化到底是怎么样去建立，朝着什么方向去发展，只有胡适提出了完备的纲领，就是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到的16个字：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所以，中国一整代青年在当时都受到了胡适的影响。”

　　张颐武认为，无论是建构“白话”的文化合法性时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还是整理国故的倡导，或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或是具体的研究如对于《红楼梦》、《水经注》等等，胡适在中国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刻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的支撑。“他的思考没有鲁迅先生的忧愤深广，却有其自身的独特作用。他始终以实用的理性精神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一种可资利用的实际知识和科学地理解知识的基本方法。”

　　在余英时看来，胡适无论是推动文学革命、研究哲学史、批判社会(如“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或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都得力于他在美国7年训练中所获得的现代思想方法，特别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这些新方法已化为他的基本能力的一部分，因而无论运用在哪一方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他的讲求理性，注重逻辑，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都为未来的中国人提供了清楚明白的方法论。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科学训练和逻辑训练的缺失，看到社会所弥漫的非理性的情绪，看看许多情绪化的宣泄，这些都会让胡适注重基本的方法论，注重逻辑和实证的思维方式更有意义。”张颐武重申，胡适的那些具体的学术成果可以被超越，但他倡导的方法论则在今天仍然需要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所记取。

　　建立学术的新范式

　　在学术教育方面，胡适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起了开创性的作用。耿云志介绍说，胡适建立学术的新范式或者新典范，首先就是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本书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思想，有系统利用现代的治学方法来整理中国古代哲学。蔡元培高度评价这本书的研究方法，认为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中国哲学史大纲》讲的是哲学史大纲，但是对它感兴趣的人远远不止哲学专业人士，尽管冯友兰等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系统、深入方面超过了胡适，但是并没有离开胡适所创立的这个基本方式。除此以外，胡适做的《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也都起了示范作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使红学研究进入了现代学术的范畴。《水浒传考证》启发了顾颉刚去研究古史辨，起了示范作用，为中国新学术的发展打开了门径。

　　对此，张颐武总结说：“胡适的意义在于他力图提供一种现代的知识基础，他将现代的逻辑和知识架构用他的相当明白易懂的方式加以示范，这让当时刚刚进入现代的年轻学者受到了现代学术和知识运作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和大学机制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