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桑楚

　　徐桑楚(1916—2011)，电影人，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1983年，军旅作家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在文坛引起轰动。各大制片厂纷纷派编辑去济南军区，想拿到电影改编权。有家大厂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打电话回去告急。时任厂长徐桑楚立即回复：“你同作者讲，如果他愿意把改编权给我们，我就请谢晋来拍。”最终上影取得改编权，《高山下的花环》成了谢晋的又一部力作，创下1．5亿人次的上座纪录。

　　剧本与人才，是徐桑楚治理上影乃至致力电影事业一生所凭借的两大杀手锏。以此思路，上世纪60到80年代他任制片人的影片，包括了《林则徐》、《李双双》、《红楼梦》、《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喜盈门》、《牧马人》等200多部。

　　徐桑楚是浙江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人，1949年开始从事电影事业。担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兼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是在百废待兴的1978年。经历十年浩劫，摄影棚年久失修，照明车间的灯一通电就被烧掉，服装车间里数以千计的戏服也都发了霉。徐桑楚接手后，细细算了一笔账：家底虽败了，但上影还保存了一大笔财富，那就是人。

　　“文革”后，“海燕”与“天马”两厂合并时，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等基本创作人员和技工尚有500多人。那些老技工不但手艺好，心也细，给一张图纸，马上能估算出多少工料、多少成本，精打细算，为制片人省钱。厂里的高级文艺骨干共有108位，号称“一百单八将”。徐桑楚说，这就是我们上影翻身的本钱。

　　当时剧本供应不足，一旦有了本子，总是老导演先拍，而年轻一辈已在“文革”期间荒芜十年，眼看人到中年，却一部片子也没拍过。徐桑楚提出：“让年轻人跟老导演一起拍行不行？”老的体力不支，退到二线指挥，年轻的到一线具体操作。就这样，李歇浦跟着张骏祥拍《大泽龙蛇》，黄蜀芹、石晓华跟着谢晋拍《啊!摇篮》，吴贻弓跟着吴永刚拍《巴山夜雨》……这些新人的崛起，把上影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1979年起，上影摆脱了青黄不接的窘境，老中青三代导演中，全国知名的就有50多人。顶峰时期，全厂有16个剧组同时开机拍戏。上影的导演，不论是第四代、第五代，讲起徐桑楚都会说：“没有老厂长就没有我的今天!”

　　人才有了，还要解决剧本问题。徐桑楚率先扩编文学部，将编辑人数增加到50位，任务主要是面向全国作家组稿。文学部的墙上挂着一幅全国地图，编辑们将全国分为南方、北方、上海和部队四大区，对各区作家采用人盯人战术；某地文联、作协开会，上影的编辑都会不远千里赶去参加——只有开会，才是找人最容易的时候。

　　徐桑楚还给文学部下了一些硬性指标。比如编辑每人每年至少提交两个剧本，50个编辑提交的100个剧本中，要有一半达到可投拍的条件，再由艺术委员会从中精选20部左右投拍。他常说：“有一部拍一部，一般拍不出像样的东西。只有十里挑一、百里挑一，才是出好作品的前提。”他还发动导演自己去找剧本，管这叫“两条腿走路”。那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导演，会时不时跑到文学部串门，了解编辑手上都有什么题材，哪些比较适合自己。一旦发现感兴趣的剧本便提前介入，与作者一起修改完善。徐桑楚还要求文学部每年有计划地组织名著改编。在他看来，这是保证一个厂出大作品、好作品的重要措施。1981年开始，上影陆续改编了茅盾的《子夜》、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艾芜的《漂泊奇遇》等名著，几乎全成了上影的镇厂之宝。

　　1982年，上影开锣大戏是《牧马人》，收场大戏是《城南旧事》，两部片子几乎席卷国内所有大奖，被称为上影的“龙头凤尾”之作。那年年底在北京开会，徐桑楚的肩头忽然被人重重拍了一掌，北影老厂长汪洋扒着他的肩头，大着嗓门说：“桑楚，你不能把所有的奖杯都拿回上海，也要给兄弟单位留几个啊!”（摘自《新世纪》2011年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