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茅盾文学奖后，毕飞宇又“消失”了。

　　“我会判断我身上是否有新闻由头，再决定接不接受采访，如果我身上没有新闻，还在媒体上晃来晃去，是件很不体面的事情。”毕飞宇说。他不用手机也不喜欢抛头露面，然而今年，他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在3月评出的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上，毕飞宇以长篇小说《玉米》获奖。该奖评委会主席大卫·帕克在评价《玉米》时，称它“在20年之内会成为经典”，这让毕飞宇受宠若惊。

　　5个月后，毕飞宇又和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莫言，共同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他用一天时间写了一篇获奖感言，并穿着借来的西服完成了他的“西服处女秀”。

　　“这在我的领奖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毕飞宇一本正经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我走上文学道路顺乎天理人性

　　从创作诗歌起步至今，毕飞宇已发表近百篇长、中、短篇小说。被问及缘何开始写作，毕飞宇并没有兴冲冲地讲起自己的“文学梦”或是“作家梦”，只是很笃定地说：“我的创作欲望是从血管中一点点长出来的。”

　　他认为自己走上文学道路是“顺乎天理，顺乎自然人性的”。这也是他对自己最为满意的地方。

　　除了天生的创作欲望，自身的经历也给予了毕飞宇创作生命力。

　　“中国作家主要以乡村写作为主，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作家大部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文革’期间，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到乡下，给他们的后代带来农业文明的背景。紧接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把城市青年送到乡村。所以，历史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作家的写作一定是乡村书写。”有乡村生活经历的毕飞宇说。

　　“我就是标准的‘右派’二代，本来与乡村无关，但父亲被打为‘右派’送到乡下去，我便生长在了乡村。”提起童年经历，毕飞宇笑称，“我曾经矫情地说，我的玩具就是太阳、月亮、风和地球。”

　　毕飞宇的作品中，起码有一半的内容在书写农村。“这都是上天赐给我的，虽然我自己不是农民的孩子，但写农村的时候我是得心应手的。”

　　后来，毕飞宇从乡村走到小镇、县城，再到城市里读大学。这种经历，被他视为“人生给予的一个巨大机遇”，因为他“能自然地一步步走来，顺其自然地对中国的轮廓有一个了解”。

　　1987年，大学毕业后，毕飞宇被分配到特殊教育学校，教授文艺美学课程。在做教师的几年里，他学会了如何表达，因为无论多么复杂深奥的知识，他都得用最直接、浅显的表达以便让学生明白。他当时给自己的课堂定下的标准是准确、生动。

　　“这和文学的要求是一样的。”他说，这对他日后的创作很有帮助。

　　我的作品绝不粗制滥造

　　毕飞宇的写作，确实也与他的人生际遇相互交织。为读者熟知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就是一部“意外之作”，它源于一场医疗事故。

　　1995年，毕飞宇在做胃镜时，突然胃动脉大出血，差点性命不保。住院期间，他躺在病床上实在无聊，便开始动笔。“当时的目的并不是写小说，只是想排遣病中的无聊和忧伤。”

　　只是连毕飞宇自己也没想到，那样一篇小说，却为自己赢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另一个意外是《玉米》。刚写出来时，他觉得如果能发表就很满足。因为当时一批年轻作家正在大张旗鼓地写都市题材的小说。“中国小说处在很洋气的时候，我写这么土的东西，是不是太过时了。而且《玉米》还涉及‘文革’时期一些敏感话题，包括一些戏讽的语言。”毕飞宇怕《玉米》只能压箱底。

　　当时，他对《玉米》的期望很低。然而，《玉米》不但发表，并且给毕飞宇带来诸多荣誉。他将这归结为，“生活往往就是如此，充满戏剧性”。

　　《玉米》之后，毕飞宇又写出《玉秀》、《玉秧》构成了三部曲。终结篇《玉秧》成为他最艰难、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写作。写《玉米》时，他没想到要写后来的两部。《玉米》写了一大半时，他又想写《玉秀》，随后又想，“干脆写个三部曲吧”。

　　“我一开始就没有调控好，导致写《玉秧》时总要和前面对照，很艰难。”他回忆说，虽然《玉秧》的影响不如《玉米》和《玉秀》大，但写《玉秧》足足用了7个月时间。

　　对写作，毕飞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坦言：“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的作品肯定有好有坏，但哪怕是篇小散文都不会是粗制滥造的，从小说行文就可以看出来。”

　　我的小说有意冷漠

　　在许多读者看来，毕飞宇手中的笔极冷静，甚至冷漠。以《推拿》为例，他在写一群盲人时，没有怜悯。究其原因，毕飞宇说：“写作之前，我跟盲人朋友的交往已有相当长时间，长到一定地步，便会麻木，对他们残疾人的身份彻底无视，只想塑造人物。”

　　读鲁迅作品长大的毕飞宇，写起字儿来确实有一股狠劲儿。他承认自己写作时确实有点儿冷漠，甚至是有意而为之。“我的创作风格受法国新小说的影响，崇尚‘零度写作’。它要求作家尽可能地不要把自己的情感放到小说中去，要让小说呈现出来的客观性跟现实的客观性产生一个对等关系。它有它的价值，但也容易带来冷漠的毛病。”他说。

　　不过，毕飞宇认为，在《推拿》中，自己的“狠”已经温和许多。因为“以往的作品跟历史有关，带有对体制、专制制度的批判色彩，而《推拿》是一部彰显人性的作品，它的目标不在那儿”。

　　在中国文坛，毕飞宇的作品有相当的个人特色和文学价值，因此，他得到了很多褒扬。然而，他脑子却格外清晰，他明白：“作家过了40岁，再想倚仗自己的才华是最愚蠢的，此时，才华已帮不上你了。”

　　“中国文坛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为何如此短命，有的作家不到40岁就开始衰退。”毕飞宇说，他喜欢莫言的作品，是因为“喜欢他身上的元气，而且从年轻到现在为止，他几乎没有显著的低谷，只有职业写作的人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

　　他也希望自己能像莫言一样，有一个漫长的写作生涯。

　　为此，已是不惑之年的毕飞宇从未停止学习。“原来我觉得写作是书房内的事情，现在我觉得‘书房’越来越大。对话、阅读、思考，都很重要。要和当今文坛最优秀的人构成对话关系，从他们那儿汲取营养，这使我能保持清醒。从这个意义上讲，孤独是可耻的。”毕飞宇强调，“不要以为成长是年轻人的事情。”

　　尚在“成长”的毕飞宇说：“保守估计，我能写到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