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神情。记得,在他还身穿着橄榄绿军装的时候,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上。不是那身军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没能撑起军装的一派英豪之气来;因而当我看到他按着导演的指点,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刻,我当真笑出了声,并对正在收拾屋子卫生的妻子说道:“快来看莫言,你也当过兵,看看这个男兵,是不是有点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的内在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

　　1998年,中国9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访问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你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性格里具有的憨厚,当然啦,与他当过兵也可能不无关系!”

　　到底孰是孰非,这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出自他的行为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作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是不是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访问德国和访问台湾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该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低迷的时期。这年的年节前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欢聚,迎接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莫言也来了。在我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的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笑。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了年节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今天他的话很少。”

　　“应当说人家十分腼腆。”

　　我笑了:“老虎醉酒后也是腼腆而无声的!”

　　“你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莫言。”

　　为了论证出一个真实的莫言来,我对妻子说:“你看他的《红高粱》,是不是充满了人性中野气?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

　　在我的认知里,进入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但莫言在文苑如日升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又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然通电话时,他常常劝我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褴褛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我除了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还在我主持一家出版社时,责令编辑迅速将其几篇处女作,纳入“文学新星”丛书出版。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40多位,历经10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莫言不仅是其中长明之星,而且创作势态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在文学的马拉松的长跑中,他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纵观莫言30多年的创作,近年来又多了些他昔日作品中没有的幽默,这绝非莫言自作多情,而是他生命中野气的升华和挥发。

　　谈及莫言作品的幽默,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1998年10月,他在台北图书馆,与两岸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时,莫言曾让在场听众捧腹大笑不止。他似乎不是在发表讲演,而是与在场的听众诙谐地对谈。他那张憨态毕露的熊猫之脸,使会场上笑声一直不绝于耳——在那一刻,我就认定这个山东高密小子,越来越向平民型的作家靠拢。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天堂蒜苔之歌》《檀香刑》和近两年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和《蛙》在内,都深深地蕴藏着山东民间文化对他的雕塑。他从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流的作家分开的话,他地地道道属于后者。

　　在为人上,莫言绝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类,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以他的人品和文品,我相信不管他的职务有何变化,他都不会忘记给他文学营养的北国山河地脉,他会像马拉松长跑那般,续写出更富有中国意味的好作品来的。(从维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