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查出罹患癌症已是近两年前的事，但，76岁的朱维铮离世的脚步，仍让人感觉太过匆促：3月10日下午病逝，3月14日举办追悼会。尽管身后怀念与赞誉的声音四起，但他终是在这个冬末春初过于冗长的连绵阴雨天里，走了。

　　如果，这位终身研究历史而坦然将自己仅仅看作“历史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的学者的遗愿得以实现，未来，纵无具体之碑，我们可能还会在阳春的草色葱茏或夏日的苍郁树荫间，偶尔怀念起“朱维铮”这个名字。

　　凡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历史学术研究的人，大多也会知道朱维铮，因为他的《走过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重读近代史》等“启蒙”类书籍，并会为他独特的思考与文风所打动。

　　朱维铮被公认为“复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他的学术生平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晚年拥有的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荣誉和职务头衔，而是他的师承“血统”：1955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后，先后担任著名历史学者陈守实、周予同教授的助教。陈守实教授出身于当年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陈寅恪，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周予同先生“五四”运动中有过“火烧赵家楼”的壮举，也传承了晚清经学研究传统，是著名经史专家。他们精研典籍、实事求是，用扎实史料功夫探讨重大理论问题的学风，深刻地影响了朱维铮的一生治学。

　　论个性，朱维铮应该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他的许多学术论文都能独辟蹊径，因而在国内率先开拓出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新研究领域，但他强调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价值判断”，“讲到历史，如果你乱说，我就要纠正你”，其严谨扎实在学界有口皆碑，而其爱“骂人”爱质疑、犀利直言的习惯，又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不能习惯。

　　在复旦任教50年，几乎每一届学生回忆起朱维铮教授，都会说到他的独特“口试”。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回忆说：“1981年，我们期末考试的时候，他是历史系唯一一个不采用笔试而用口试的老师。事先出好几十道题目，学生抽签准备，排着队一个个进教室接受他的提问。”

　　曾就读于97级历史系的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补充说：“我们要从朱老师出的100道题目中选一个，写成千字文。面试他就根据文章发问，鼓励学生争辩。有学生想挑战他，毕竟题目范围那么广嘛，但他对史料的熟悉和博闻强记，让人没办法做到。朱老师当时还自夸，‘敢这样考试的老师，一定是好老师！’”

　　“我不一定是名师，但肯定是严师；名师未必能出高徒，严师还可能带出一些。”也是朱维铮的“名言”。

　　李天纲教授回忆说，1986年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后，作为朱维铮弟子的他们负责写会议纪要，交上去后每个人的文字都满篇红字、被改掉2/3以上，让他们傻了眼。朱维铮说，当年周予同先生也是这么帮他改文章的，并告诫他们写文章一定“陈言务去”，练习用简洁字句清楚表达观点。

　　在复旦大学，朱维铮与去年去世的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教授等人一道，被认为是最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士大夫”气息的当代学者。他们各有专业才学，但更是性情中人，因个性鲜明，自有折人风采。

　　朱维铮年轻时是学校话剧社的“台柱子”和系运动会短跑冠军，上世纪80年代初一件藏青长风衣有型有款惹人注目，一直到70岁之后，已是享有盛名的学者、教授，他悠然地骑在一辆旧自行车上的身影，成了复旦大学校园内的一道风景。

　　他的研究生们经常就聚在他的卧室里聊天、谈学术，时不时要被他发散性地发问：“如果交给你十万人，你能指挥吗？”“对床头这幅画，你能说说吗？”

　　这种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是做学生的福分，因为它是真正的师生贴近、言传身教，琐碎，却传递着文化与精神的传统。这种情景在现在的师生间或校园里已很少能够看到。多数老师上课前几分钟到教室，下课铃声响了就走，个别学生能和老师电子邮件交往已属难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孔子思想体系》里根据考据提出“孔子是个私生子”，差点惹得孔家后人打官司；在“国学”大热之后，他又告以警惕：“我们是否传达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孔子”、“是利益驱动还是文化寻根？”有人曾说他爱出风头，也有人说他执拗、不合时宜。他在课堂或公开场合说过的尖锐话，让学生们在他身后还担心媒体写得多了会“伤人”。做科研要填表申请经费，需要说明研究项目有什么作用，他会写下“没用”。

　　任何人都是历史过程中的某一个环节，朱维铮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人们不必读懂他的专业贡献，更不必纠结于他的一言一行，对于一所大学、一个社会来说，这样一位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的学者、教授的“气场”，就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