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驰名海内外的“中国之莺”，其声清扬，其音婉转，从巴黎飞回故乡，从上世纪飞到当今。

　　她今年94岁高龄，仍然奋斗在教学科研一线。60多年来，她把一个又一个学生送上国际舞台，创造了中国歌剧艺术的辉煌时代。

　　她叫周小燕，我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她说：“我是终身教授，就要教一辈子。”

　　“学好了要替中国争气，一定要回来！”

　　1947年6月，首届“布拉格之春”音乐会上，30岁的周小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她一袭旗袍，水晶般纯净的嗓音，娴熟高超的演唱技巧，使无数观众为之倾倒，从此“中国之莺”的美名流传了开来。

　　“布拉格之春”帷幕落下，世界歌剧之门开始向周小燕敞开：瑞典、挪威、芬兰、美国……邀请函雪片似的飞来，周小燕成为各大歌剧中心争相邀请的艺术家。然而，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刻，她决定回国。“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第二句是学好了要替中国争气，一定要回来！”周小燕说这话时声音有些颤巍巍，却一如当年那般坚定。

　　周小燕永远忘不了小弟的死。幼弟周德佑在抗战中殚精竭虑，在生命最后一刻，他告诉亲人：“我不行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1937年，回武汉度假的周小燕，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走上街头，用歌声唤起人们的觉醒和斗志。《长城谣》、《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名曲，都是由她首唱，传遍大江南北的。

　　“在国外，除了我自己享受‘夜莺’的荣誉外，又怎么样呢？”1947年，周小燕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她参加了上海学生发起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到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演唱。学生们将一面面锦旗送给她，上面写着：“唱破阴湿的天”、“从黑暗唱到天明”。

　　当时，陶行知在上海创办育才小学，邀请周小燕为孩子们担任声乐老师。从那时起，周小燕开始步入音乐教育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周小燕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不久，她又接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第一届文代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周小燕激动地说：“我觉得我找到了工作的方向。”

　　“我不能承受没有学生的生活，他们就是我的生命”

　　第三届维也纳国际歌剧歌唱家比赛第一名、帕瓦罗蒂国际歌唱比赛大奖得主张建一，旧金山梅洛拉歌剧声乐比赛大奖、北美歌剧演唱比赛第一名得主高曼华，一年内连夺3次国际声乐比赛大奖、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的廖昌永……这些著名歌唱家都出自周小燕门下。

　　“中国人不是只会唱‘咿——’和‘啊——’吗？”1984年，周小燕带领学生参加第三届维也纳国际歌剧歌唱家比赛时，评委觉得“很是奇怪”。可很快，评委服了：“你们一唱，我们的耳朵就像警犬一样竖起来了，这么精彩！”“人家说中国有好嗓子，我相信。不过，我觉得还是你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教学方法。”主任评委当即预言：“我看不要20年，我们欧洲的歌剧舞台将被你们中国人占领。”

　　是啊，谁会想到，如今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歌唱家廖昌永，当年是个赤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农家孩子呢？廖昌永还记得，第一次在校门口见到周小燕，紧张的心怦怦乱跳，吓得逃到马路对面，连照面也不敢打。那时，他不仅钢琴、乐理基础差，而且一开口就有浓浓的四川口音，这是学声乐的大忌，是周小燕把他带回家，一句一句纠正。直到现在，廖昌永最爱唱的一首歌仍然是《老师，我总是想起您》。

　　谁又会想到，如今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松，最早是唱男中音的呢？“那时分在周先生班上，她一听就说，你不是男中音，你是一个大号男高音、戏剧性男高音。”魏松笑道：“没有周先生当时给我定的声部，大家可能在舞台上就看不到我了。”

　　还有刘捷，当年的东北铁路工人，是周小燕给了他复试的机会，使这位差点进不了音乐学院的小伙子，成了“文革”后中国第一个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的男高音。

　　这样的例子，还有太多太多。有人说，周小燕就像一座大山，让学生踩着她的肩膀，步入世界歌剧的殿堂。周小燕说：“一个人能够成演员，老师只是引路人。”非典时期，一些高校被迫停课。一天，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办公室电话响了，电话那端传来周小燕的声音：“张书记，我难受死了。我不能承受没有学生的生活，他们就是我的生命啊。”

　　“虽然是用‘洋嗓子’，但首先要唱好中国歌”

　　“虽然是用‘洋嗓子’，但你是中国人，首先要唱好中国歌。”周小燕一贯强调这样的原则立场。

　　有一次，一个学生在一次音乐会上连续演唱外国曲目，只是在加演时唱了一首中国曲目《长江之歌》。周小燕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他：“中国人为什么不把中国歌列为音乐会正式曲目？”她还经常说：“要是没有中国做后盾，在外国谁看得起你啊？唱得再好，人家不要你！”

　　如今，爱国之情已经深深融入每一个学生心中，每次音乐会必唱中国曲目，已成为周小燕班上一条不成文的班规。学生高曼华说：“我虽然在外面演了这么多的西洋歌剧，但我永远不忘我是一个中国人。”

　　对出名后的廖昌永，周小燕的要求更加严格。一次，廖昌永到周小燕家，说最近要到外地演出，并随口说那是个小地方，随便唱唱就行。周小燕严肃批评了这位得意弟子：一个演员无论到什么地方、为什么人演出，都要认真负责。随便唱唱，不尊重观众，也是对自己不负责。

　　周小燕对学生有严，更有深深的爱。山东姑娘李秀英，家境不富裕，周老师就让她搬到自己家住。秀英要出国比赛了，周老师递上“红包”，让她买身演出服。秀英要出国深造了，周老师请她进餐馆，告诉她西方礼仪和西餐的吃法。秀英说：“每次演完，听着掌声、欢呼声，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远在上海的周先生。”

　　在对周小燕的访谈中，她一直端庄地坐着。即使累了，用手撑着沙发，但身体依旧挺直。她是优雅的，她也常常这样教育学生：“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这是礼貌，也是尊重别人。”

　　周小燕还是一位铁杆球迷，她认为足球和歌剧有许多相通之处，都需要全方位的配合。“我已经90岁了，就像踢世界杯足球赛，我刚踢完上半场，我还要努力踢好下半场！”周小燕说。如何在如此高龄再来踢好“下半场”呢？她回答：“那就是踢进两个球：一是培养更多爱祖国爱人民、能走上国际舞台的歌唱家以及德艺双馨的教师；二是真正原创一部国人喜爱、能唱响世界的中国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