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屠呦呦一直隐藏在巨大的“集体”中。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这位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将一座金色的奖杯高高举起时，在地球的另一侧，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了这张陌生的面孔。

　　可她却成为第一个获得拉斯克医学奖肯定的中国人。作为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学奖项，拉斯克医学奖一直被业内誉为“美国诺贝尔奖”。从奖项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无怪乎外界评价屠呦呦是“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评审委员会将2011年度临床医学研究奖颁发给了这位中国科学家，以表彰她在研发抗击疟疾药物方面作出的贡献。

　　“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拉斯克基金会在获奖人介绍中评价说，“已有数亿人因此受益，未来这一数字还会不断增长。”

　　颁奖典礼上，台下观众向这位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可在中国，这位“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两院院士头衔”的科学家，却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认可。当她凭借4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被推到台前时，这位81岁的科学家的感言仍然带着集体主义的烙印。

　　“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屠呦呦说，“这是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一场“军民联合的大项目”

　　如今，屠呦呦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参与的研究工作，是一场“军民大联合的项目”。

　　“当时大家都是很协作，不分彼此的。”这位耄耋之年的科学家回忆说。

　　1967年5月，为了研发抗击疟疾的药物，中国启动了一项名为“523项目”的秘密军事科研任务。有来自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加，屠呦呦就是其中的一员。

　　作为全球流行的重大传染病之一，疟疾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一直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目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大约33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危险之中，每年约发生2.5亿起疟疾病例和近100万例死亡。当疟疾的致病原虫以蚊子为媒介进入血液之后，它不仅会引起发烧、头痛和呕吐，而且会通过中断体内关键器官的血液供应，很快威胁到患者的生命。

　　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随后，科学家人工合成了奎宁，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20世纪50年代，WHO启动了一场旨在根除疟疾的计划，通过氯喹类药物的大范围使用，疟疾疫情的确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药物滥用却引发了新的问题：进入60年代后，在很多地方，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疾病治疗陷入了困境。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其中，美方为了解决问题，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开展新抗疟药的研究；越方则寻求中国帮助，按1967年5月23日的成立日期，代号为 “523”的绝密项目应运而生。

　　这一诞生于“文革”初期的科研项目带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全国523小组”由当时的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组成，北京、上海、广州、昆明、四川、广西等地区还专门成立了“523办公室”。

　　由于处于“文革”时期，部分资深科研人员只能“靠边站”，1969年，当时还是中医研究院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研究组的组长。

　　“我当时是很下意识地接受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在美国媒体的一次采访中，屠呦呦说。

　　现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教授周义清也参与了“523项目”。他回忆说，“523项目”分两个组开展抗疟药开发工作：一个是西药组，另一个是中药组。中药组既有科研人员，又有中医，许多赤脚医生在全国各地到处收集民间药方。1970年之后，由于中国已能生产并向越南提供复方化学抗疟药，抗疟药生产供应已不那么紧迫了，项目重点遂转向传统中草药。

　　当时，39岁的屠呦呦遵循毛泽东主席“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开始着手从中草药中发现新的抗疟药。她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医学书籍和民间的药方，寻找可能的配方。几年时间，她“几乎把南方的老中医都采访遍了”。

　　青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她的视野。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古医书中就有入药的记载。在公元340年间，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记录了一个“治寒热诸疟”的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 绞取汁，尽服之”。

　　两年的时间里，屠呦呦和她的研究组收集了2000多个类似的药方，从包括青蒿在内的200种草药中获得了380多种提取物。很快，他们开始在感染疟疾的老鼠身上进行实验，评估这些提取物的确切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