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锲与艾青（左）、高瑛（中）夫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离休多年的张锲，虽逾古稀之年，国字脸上的皱纹仿佛五线谱一般，满头银发，但他腰板硬朗，精神矍铄。他不服老，不畏难，仍活跃在我国文艺界前沿。 出生在百花盛开的春天 1933年4月11日，张锲出生在安徽寿县瓦埠镇一个偏僻的村庄。 孩提时，张锲就对诗词歌赋十分入迷。五六岁时，张锲入读私塾。他聪明好学，记忆力强。张锲家里有很多藏书，他从书中领略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精妙。日积月累，他打下了文学艺术的坚实基础。他们家的一位长辈，常拍着他的肩膀对人夸耀说：“此吾家千里驹也！” 1948年3月，淮海战役开始了。张锲刚满十五岁，正在读初中二年级。他满怀激情投笔从戎，在地方部队独立团当一名文工队员。他的父母也调到了合肥从事革命工作。 在战场上，张锲目睹了战友们冲锋陷阵的一幕幕。硝烟散去，战士们打扫着战场，他打着竹板和腰鼓，表演自己创作的赞词，为战士们喝彩。 淮海战役结束后，张锲走进了华东大学皖北分校学习。经过短暂的培训，他的学养得以逐渐丰厚起来。 1952年，张锲调到《蚌埠报》任文艺副刊组长。这是他与文学结缘的契机。 成长在荆棘丛生的夏天 为实现求学的理想，张锲曾在1955年7月以同等学历报考厦门大学中文系。然而，就在他接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厄运却降临到他头上，一夜间他被打成了“胡风分子”。 在反胡风运动中，张锲被关押、审查了七个月之久。他与“胡风集团”没有丝毫瓜葛，却“莫须有”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屋漏又遭连夜雨。“胡风分子”的大帽子，已经压得张锲喘不过气来，而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又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分子”。这真是雪上加霜啊！ 后来在复查改正时，才发现张锲的档案里只有一份他所在单位划他为“右派分子”的报批材料，并没有上级的批复。就是这么一份莫名的政治判决书，使他饱尝了当“右派”的痛苦滋味。从此，他被下放到新马桥农场劳动改造。分配他的任务，是每天从蚌埠市拉一车粪到三十公里外的新马桥农场，返回时还要再带一车菜。 “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名分，再加上被大粪熏得一身臭味，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张锲避而远之。此时，他蒙受了心灵的创伤，饱尝了人生的残酷与荒谬，经历了政治的残酷与荒谬。为了“避嫌”，张锲干脆搬进机关后面一间废弃的厕所里。他在两个坏了的马桶间搭上一块木板当床，墙上挂一个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就这样“安家落户”了。 每天早晨，张锲拉着粪车出发了；夜幕降临，他拉着一车菜归来。除了拉粪车之外，他还得下田种菜、放猪、当兽医、扛一百多公斤的粮袋子等。然而，他每天吃的有时候竟然只有二两胡萝卜，外加二两芋头丁煮的汤。 拉粪车走在路上，张锲眼睛总是盯着路两边长着的野菜，还有人们扔在地上的烂菜帮子……后来，他总算找到了一种能够大量得到的代食品，那就是农场让他们从酒厂拉来喂猪的酒糟。这种酒糟，猪也不喜欢吃。因为吃了以后胃里火烧火燎，很容易便秘。然而，他没有吃的，只好偷偷地吃它充饥。 蚌埠报社的领导看到张锲饿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生怕出了人命，于是“开恩”让他去合肥他妈妈那里住几天。一进门，他第一句话就是：“妈，我很饿……” 至于精神上的饥饿，则靠书籍来填饱。有个好心同志曾经从蚌埠报社的图书室给张锲弄来一些中外文学名著，他如获至宝。这些中外文学名著是他逆境中最大的安慰。 1962年春，那是一个开始好转的政治季节。安徽省文联和省作协在黄山召开“黄山诗会”。张锲虽然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分子”，因为他活跃在安徽诗坛，举办单位以人才难得为由，特别邀请他参加诗会。1963年，安徽省文联和省作协组织了一个诗歌采访团，张锲得以参加。他们先后去泾县的云岭、茂林，“皖南事变”所在地，屯溪、祁门茶区等地。白天到群众家访问，晚上聊天、说笑。每逢月明之夜，他们便到大石桥上漫步，一首接一首歌唱着。张锲唱得不错，他藏了一肚子民歌小调，唱起来声音柔和，还带些滑音。 坎坷和磨难，没有把张锲这个铮铮铁汉的意志销蚀掉。在诗歌王国，他的生活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创作的诗歌，陆续在报刊上发表。 奋斗在北风呼啸的冬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张锲身上的大黑锅终于被彻底掀掉了，“右派”问题彻底改正。他调任蚌埠市文联主席。 已过不惑之年，张锲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他白天黑夜都被行政事务缠身，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想学点、写点东西，都是在大家休息之后。 1980年，张锲调到安徽省文联工作。张锲的创作激情，好像壅塞已久的泉水那样，喷涌而出。他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改革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当代》文学奖”。 同时，张锲没有放弃戏剧创作。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党委书记兰光和她的丈夫、全国剧协负责人赵寻的支持下，他被借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完成了多幕话剧《祖国之恋》的初稿，并且在《当代》杂志以头条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