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４日电（新华社记者吴晶晶　顾瑞珍）他身上有一种文人的儒雅风度，他的名字却和一系列加速器的顶尖技术连在一起：世界上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

　　他就是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先生。

　　近一个世纪的科技人生，谢家麟以２项世界原创、３项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科技前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２月１４日，９２岁高龄的他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我这个人胆子大，敢闯敢干”

　　每个星期一上午，人们总能在园区里看到年逾九旬的谢先生，精神矍铄，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他虽然已远离了重大科研项目，但总是闲不下来，仍旧关心着年轻人的工作。

　　对于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先生谦逊地说：“我只是很一般的平常人，不聪明也不能干，我能获奖说明一个人不管资质怎么样，只要不断努力就能取得成就。”

　　“资质平常”的谢先生却自称有一个特点：胆子大，敢闯敢干。他说，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和问题，没有路可走也要想出路走。

　　１９５２年，回国受阻而无奈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他接受了一项任务，研制一台高能电子束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量电子束流，打入人体内部杀死肿瘤细胞，治疗癌症。

　　“别人都问我，用加速器治疗癌症，风险这么大，你能睡得着觉？”他微笑着回忆。

　　谢家麟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倔强不服输的他没有退缩。他拿着１００万美元的经费，和一个招聘来的退伍兵，领着一家化妆品公司的两个工程师和几个技术员，与当时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四名教授和一家大型加速器制造企业组成的团队展开了竞争。

　　经过两年废寝忘食的工作，由谢家麟领导的团队，硬是抢在了别人的前面，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技术要求精尖的第一台医用电子加速器并用于临床，在美国高能物理界引起轰动。

　　“这事奠定了我一生事业的基础，我回国之后，迄今能在加速器领域为祖国做点事，应该说是那时打下的基础。”他说。

　　正当他一举成名之际，美国移民局给他来信，要他在做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选择，他毫不犹豫决定回国。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当初选择回国，谢家麟说：“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感到非常庆幸。”

　　回国后，为了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谢家麟决定建造中国自己的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

　　当时许多设备和关键部件国内没有，国际上对我国禁运，苏联也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出售。可他相信，发达国家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虽然我们条件不如他们，但是能力未必比他们差。

　　经过８年的艰苦探索研究，１９６４年，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终于研制成功。这大大推动了我国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建造和应用，在辐射消毒灭菌保鲜、肿瘤治疗、集装箱检测、环境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跳上飞驰的特快列车”

　　在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这曾是几代中国物理学家的梦想。

　　１９７２年，由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牵头，包括谢家麟在内的１８位科学家参与撰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

　　这项大科学工程建造方案的确定经历了近十年的曲折。作为总设计师，谢家麟始终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着。

　　“在我国选择建造高能加速器道路的关键时刻，谢先生以深入细致的分析，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最终确定了符合当时国情又在国际上是先进的技术路线和方案。”参与研制工作的方守贤院士说。

　　谢家麟领导组织了数十次研讨，反复权衡质子打静止靶和正负电子对撞两种装置的优缺点，最终确定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他还领导确定了对撞机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一机两用”的方案，同时填补两项国内空白。

　　已年过花甲的他全身心投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研制中。仅用了４年时间，就创造了国际同类工程中建设速度快、投资省、质量好、水平高的奇迹。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对撞。与他共事多年的叶铭汉院士说：“谢先生当时的决策引导我国高能物理走上了今天的发展道路。”

　　年逾古稀，谢家麟仍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近２０年来，他又研制成功多种尖端技术的“混血儿”自由电子激光；使用创新的“前馈控制”方法提高了直线加速器的性能；在８０岁高龄后他还研制成功一种实用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通过简化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结构，既提高了性能，又降低了造价。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在谢先生的生活中，除了抽象的物理学和精密的仪器设备，文学艺术也占据着一席之地，诗词、音乐、小说都是他的兴趣。

　　１９５１年，谢家麟首次回国受阻，心情郁闷中写下一首诗：“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他也写下诗篇抒发跻身科学前沿领域的豪情：“十年磨一剑，锋利不寻常。虽非干莫比，足以抑猖狂。”

　　“人应该有广泛的兴趣，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你一点不知道是很遗憾的。”谢先生说。也许正是缘于对生活的热爱，他总是乐观地向前看，生活简单而快乐。

　　谢先生曾评价自己一生“只顾埋首拉车，拙于人事交往”。对于荣誉，他看得很轻，一些重要的荣誉奖章或证书，他可能很随意地就不记得放在哪里了。

　　谢先生的许多学生都在中国加速器领域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看到他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学术秘书把谢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但他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划去。他说：“对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我是十分反对的。”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从未考虑过自己要取得何等成就，成为什么人物，获得多少报酬。”他说。

　　长子谢亚宁，如今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在成长过程中，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告诫：“青年人应该立志建大功、立大业，但也要能够耐得住‘平凡’。一个人没有成为伟大的人物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需要特殊的能力与机遇；但若没当好一块‘平凡’的砖瓦，却是不可原谅的。”

　　２００８年，谢先生８８岁之际，出版了自己的自传《没有终点的旅程》。他在自序中写道：“在人生旅途到站之前，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足迹记录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这些可以作为他们人生道路的参考，或许可以增添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他在书中告诉年轻人，要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树立坚定的自信；他特别强调，“原创”是科研的精髓，是我国持续发展的关键；他认为，年龄高的科技工作者，从科技发展前途出发，要主动让路给青年工作者，让他们来挑大梁，当好他们的顾问……

　　他将自己多年的科研经验总结为三句话：“做研究工作的最大动力是强烈的兴趣，书本知识加上实际经验是创新基础，科研的敌人是浅尝辄止知难而退。”

　　２０１１年，谢家麟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毕业。现在，他和老伴住在北京海淀黄庄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生活平静安宁。

　　“我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现在每天看看书、看看报，看看世界上有什么新的发明创造，更多的是关心年轻人的工作。”他说。

　　已逾九旬的谢家麟先生仍关注着加速器事业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继续着“没有终点的科学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