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已经习惯用“道德滑坡”之类说法表达对自身际遇和社会现象的不满，已经习惯基于某一新闻事件来描述整个社会道德生态。但很多事情表明，今时今日，大多数中国人不仅不冷漠，而且还很有爱心和正义感。众声喧哗地一味抨击社会风气、渲染道德危机，很可能无益于改善社会风气、扭转道德危机，反而会深深伤害许多人对“好人有好报”的信念。 好的风气不是骂出来的，道德之心和善良之心其实一刻都没有走开，它仅仅是需要更多保障、更多信心。

　　年年大热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日前拉开序幕，一个“德”字在今年的考试中分外突出。先是强调“以德为先”进行选拔，后是备受瞩目的申论题聚焦包括“瘦肉精”等在内的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指明讨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大背景下的“社会道德滑坡和建设”。

　　“道德滑坡”是近年舆论中的热词，“国考”既然要“接地气”，直面它显然比小心翼翼绕开它好得多。从舆论涌动的种种情绪看，中国人对“官德”和“公德”的期望值和参照系都在上升，而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被迅速放大。

　　许多人已经习惯用“道德滑坡”之类说法表达对自身际遇和社会现象的不满，已经习惯基于某一新闻事件来描述整个社会道德生态。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很难用简单的“对”与“错”来评判。就像舆论反复痛陈“老人倒地无人敢扶”，不是基于某种定量分析，更多是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能让许多人直抒道德焦虑的题材。

　　舆论对“缺德”现象高度敏感、焦虑，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但无论有多少抱怨、多少愤慨，我们都不应视而不见：在我们的身边，有见死不救的“18个路人”，也有伸臂去接10楼坠童的“最美妈妈”，有护在伤者身前挡住车流的“最美女孩”；有人一毛不拔、诈捐假捐，也有人打飞的、排大队献血，有人默默资助病逝同学的父母十几年；郭美美事件后官方机构受捐额跌到冰点，可同期“免费午餐”这样的民间行动筹款几千万元……

　　很多事情表明，今时今日，大多数中国人不仅不冷漠，而且还很有爱心和正义感。要说“人性本善”或许有些天真有些苍白，但“人性有善”却是不争的事实。舆论在“扶不扶老人”这类事上反复纠结，却掩盖不了、抹杀不了大多数人心中基本的价值底线、道德底线。

　　现在的问题是，众声喧哗地一味抨击社会风气、渲染道德危机尽管颇为解气，却很可能无益于改善社会风气、扭转道德危机，反而会深深伤害许多人对“好人有好报”的信念。

　　从古至今，“好人有好报”都是社会道德法则最质朴有力的信条。以近日观之，“好人有好报”一要靠制度保障，二要靠舆论引导。

　　本周，“深圳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作为全国首部“好人法”，该条例主要包含了救助行为可“免责”、被救助人“讹人”将受惩、为救助人作证者能获得奖励等条款，虽然一些具体内容尚存争议，但重要的是，这个条例为通过法律武器呵护善良和正义开了一个好头，为一度引发极大争议，对社会心理造成极大冲击的“做好事惹火上身”现象提出了解决方案。当前，令人深恶痛绝的一干“缺德”现象差不多都可以从制度不给力尤其是司法不给力中找到答案，亟须引入可见的、有力的“报偿”机制。可以说，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好的制度加好的执行来解决舆论漩涡中的具体问题，高调惩恶扬善，不断引导道德选择，最终形成主流价值判断。

　　一方面要以制度巩固大众向善的信心，另一方面舆论环境亦应承担起同样的公共责任。围绕一种社会现象，舆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公众形成什么样的社会观感和行为倾向常常具有关键性影响。不可否认，在中国这样快速成长的国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常态，舆论进行必要的批评和监督也理所应当，但如果只是揭示负面，惊呼“滑坡”而缺乏必要的建设性思维，难免使公众形成悲观情绪，对“好人有好报”失去信心，并因为这种事实上并不客观全面的观感而丧失为善的勇气。

　　一段时间以来，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点击网页，总能发现一些人感染了坏消息综合征。似乎言捐款必黑幕，言“老人摔倒”必“无人扶”，言大学生必“蚁族”，言婚姻家庭必“不在自行车后面笑，宁愿在宝马车里哭”、“小三泛滥，社会对此还越来越宽容”……不能不说，这些报道即使所言是实，但这种新闻看得多了，很难不加剧人们“好人没好报”、“做好事难”的恶劣感受，结果是更多人只愿做一个社会风气的批评者，而不愿、不敢去做一个美德的践行者。

　　好的风气不是骂出来的。中国人自古讲“见贤思齐”，多树些好榜样，很多人可能起而效仿，一味哀叹“礼乐崩坏”，更多人可能裹足不前。须知，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人群当中，道德之心和善良之心其实一刻都没有走开，它仅仅是需要更多保障、更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