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老者已经90岁高龄，但谈起现在风头正劲的石油替代能源战略，仍然滔滔不绝。前几年，因为石油短缺，国内又盛产煤炭，煤制烯烃成为大热门，其中最为关键的甲醇制烯烃的世界难题就是在他指导下攻克的。

　　他还是我国炼油催化裂化工程技术的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由他设计的我国首套自主设计、施工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他一直站在研究的前沿，站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炼油装置

　　上世纪50年代，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发展中国自己的原油炼油工业不再是奢望。

　　1961年，我国决定抽调科研、设计、制造等方面的骨干力量，自力更生开展炼油工艺技术攻关，尽快改变我国炼油工业的落后面貌。

　　时年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流化催化裂化是炼油的关键工艺技术。当时，这类装置在全世界不过几十套，技术被层层封锁。

　　我国设计人员没有见过真正的装置。陈俊武和参加项目攻关的同事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深夜，夜以继日地进行技术对比、方案论证。

　　在项目完成初步设计后，陈俊武利用赴古巴实地考察的机会，收集国外最先进的技术资料，及时修改项目的相关设计。在为期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和考察组的几名中青年技术人员一起，利用一切可能的线索，通过各种渠道查找分散在炼油厂不同人手中的图纸、报告等，拍了400卷胶片，收集了几万页资料，笔记密密麻麻记满了20多个本子。

　　回国后，陈俊武组织大家设计施工图。国外的资料仅能作为参考，大部分设备须由我国自行研制。一套催化装置，设备不下几十台，仪表上百套，大小阀门数千个，工艺管线近2万米。陈俊武和同事们百折不挠地进行攻关。

　　1965年5月，我国第一套自行设计、安装的60万吨/年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终于在抚顺石油二厂建成投产。

　　当时，人们把我国新掌握的5种炼油工艺技术比喻成“五朵金花”，这套装置是我国炼油工业技术开出的第一朵“金花”。

　　1978年，陈俊武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以他对炼油技术的卓越贡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此后，陈俊武不断创新。1982年，原石油部成立炼油新技术攻关组，陈俊武担任了催化裂化技术攻关组组长，任务之一是完成国家“六五”攻关课题“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开发并实现产业化，任务之二是采用自主开发的技术建设一套全新的催化裂化装置。攻关组通过不懈努力，先后取得了反应动力学、再生动力学、高效设备、内外取热等方面的一大批成果。

　　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催化裂化大国，工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年加工能力接近1.5亿吨。在商品汽油构成中，催化裂化汽油约占70%，柴油占30%左右，而且30%以上的丙烯也来自催化裂化工艺。

　　破解煤制烯烃的世界性难题

　　1990年，62岁的陈俊武从洛阳石化工程公司退休了。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更名为院士。

　　也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石油消费量剧增，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

　　这个时候，陈俊武开始关注石油替代问题。他联合中国科学院其他院士和专家开展了中国中远期石油补充与替代领域的研究，与石科院、上海石化院的同行一起承担了中国石化煤或天然气制低碳烯烃的研究。

　　把煤转化为石油是令很多人兴奋的方案。作为国际咨询公司顾问和知名技术专家，陈俊武先后参加了神华集团、宁煤集团等多个煤制油项目成果鉴定和技术评审，促进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煤制油技术的开发。

　　烯烃中的乙烯和丙烯是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生产技术强烈依赖石油资源。煤制烯烃技术是连接煤化工与石油化工，实施石油替代战略、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方向。但是，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其中，甲醇制烯烃是煤制烯烃的关键核心技术，更是世界范围内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1997年，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专家来洛阳交流甲醇制烯烃中试技术成果，希望借鉴流化床技术经验开发DMTO技术。陈俊武敏锐地觉察到，随着原油价格节节攀升，煤基甲醇制烯烃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促进了公司与对方形成合作机制。

　　在他的指导下，该项目完成了从实验室、工业中试和工业示范装置的“两次一百倍”工程化技术开发，于2010年8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建成了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DMTO工业示范装置，在煤制烯烃领域形成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与此同时，陈俊武院士还指导完成了DMTO-II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烯烃分离技术、DMTO与烯烃分离一体化等新技术的开发。

　　短短5年间，陈俊武和他的团队研发的DMTO技术已在国内近20家企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仅成功开辟了烯烃生产的非油技术路线，还促进了我国甲醇制烯烃新产业的快速形成。

　　2015年1月，DMTO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与此同时，陈俊武还把目光投向温室气体排放、碳减排等热点领域，并率先提出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不应该超过2030年、排放量100亿吨的科学论断。(经济日报记者 黄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