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惊艳于中国艺术之美，画家常书鸿从法国巴黎来到大漠戈壁，白手起家开始了敦煌研究院的创业史。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也吸引着有志于来此研究壁画的美术学者。已在敦煌坚持工作40余年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获颁“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让更多世人把目光投向敦煌。

　　日前，记者来到敦煌研究院，采访在此工作的年轻人，揭秘他们的工作，探寻他们身上的敦煌传承基因。

　　明慧：在敦煌邂逅艺术与爱情

　　现年35岁的蒙古族青年明慧出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就在他上小学时，参与制作了一本带有敦煌壁画的拼贴本，由此，也种下了学习敦煌壁画艺术的种子。

　　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雕塑专业毕业后，明慧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文化创造（造型艺术）和文物保护（日本画保存修复）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超过八年的国外求学路，可以说在异国他乡已经很适应了，那为何回国后又置身大漠，克服种种生活上的不便呢？原来，在日本大学就读时，课程包含了莫高窟的历史渊源、艺术成就等内容，敦煌壁画的魅力深深吸引了他，让他也看到了祖国的文物保护事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为此， 2016年，他以双料硕士身份被人才引进至敦煌研究院。

　　明慧刚到敦煌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美术所老师在临摹254窟的《舍身饲虎》部分壁画。他去观摩现场时，看到了窟里精美绝伦的菩萨塑像，在慈祥的眉宇间，用琉璃制作的眼睛显得特别的传神，仿佛像是真身凝视凡间。精湛的艺术遗珍感动得他潸然泪下。

　　此后，他常常在石窟里对着壁画观察、临摹，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对他来说，这种方式就是一种修行。整理和复原已经斑驳的壁画是耗费精力和体力的，但更多是乐趣，是不断地拓宽思维认知、发现其中奥秘。明慧说，绘画本身就是肯定和否定的重复过程，敦煌给了他这样的环境，让他平静地面对一切。他相信在艺术研究和创作的路上，这些都是向上的点点滴滴。

　　在敦煌，明慧还邂逅了爱情——一位1992年出生的大连女孩、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的邹雨芹。她也是在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的一位画家，他们曾在一起考察洞窟，在397号窟里临摹壁画《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两人以敦煌研究院前辈工作者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心灯》入选全国壁画大展，参与创作的壁画作品《丝路文明》入选全国美展。

　　王娇：一份考古报告200多G资料做支撑

　　和众多外来户不同，31岁的王娇是土生土长的敦煌人，2014年广州中山大学考古学硕士毕业，2015年进入敦煌莫高窟从事考古工作。

　　刚参加工作，王娇就接到了《敦煌研究选集考古报告》（第二卷）的收集整理撰写任务，主要负责259号洞窟的考古信息资料收集。这是敦煌石窟最早期出现的法华内容，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其中有一尊禅定佛像比较出名，被称为“东方蒙娜丽莎”。

　　“259窟的中心柱贴在墙壁上，且只有一半。我们管它叫半中心柱。樊锦诗院长称这就是中心柱的雏形，是中心柱还没有发育完整的阶段。”

　　每天，王娇都到259窟里采集考古数据报告，晚上回家整理材料。如果发现有些信息缺失，她便会在第二天去补充资料，尽量客观细致地记录考古报告，全面地搜集资料。

　　最能体现水平的还是小结部分。樊院长指示她来撰写这个小结，对于半中心柱到底是塑出来的还是凿出来的这个细节，大家讨论了好久。樊院长对待工作精益求精，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最终大家经过考证，得出结论——半中心柱是凿出来的。

　　眼下，王娇的这份考古报告已完成了2/3，小结基本写完了，明年3月份就可以完成初稿。在这过程中，王娇电脑上200多G的硬盘也被装满了电子文件资料。而她所收获的不只是这些考古知识内容，还有樊院长对她耐心细致的指导，从她身上感受到了老一辈文物保护工作者的那份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责任担当意识。

　　邹雨芹：用岩彩画绘制壁画《锦绣丝路》

　　对于邹雨芹来说，从水土湿润的海滨城市大连来到四周是沙漠、气候很干燥的敦煌，一开始很不适应，但一片凄凉的黄沙之中的洞窟居然隐藏着五彩斑斓的世界，这种强烈的视觉反差深深地吸引了学艺术而比较感性的她。

　　她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壁画临摹和岩彩画创作。来莫高窟第一年，她就参与到第285号石窟整理临摹工作，当时她负责西壁南侧禅窟绘制。很庆幸，因为禅窟是弧形的，没有办法打印图片，所以可以到洞窟里对临。这种手法感觉像是隔着时空，跟古人在对话，颇有意思。

　　收获爱情的同时，邹雨芹也收获了骄人的成绩：她参与绘制了敦煌文博会的其中一组壁画《锦绣丝路》，这是她和团队成员对整个亚欧丝绸之路进行学习考察后进行整理创作的，运用了在莫高窟学习的岩彩画绘制技法。就在今年，邹雨芹还参加了全国美展，入围了壁画展。

　　杨小菊：摸透风沙运动轨迹为壁画防尘

　　明慧想游泳，但在这沙漠戈壁滩的城市里找不到硬件设施较好的游泳馆。同样，杨小菊，这个1987年出生的甘肃临洮女孩，从小在洮河边长大，习惯了青山绿水，对于敦煌戈壁滩的干燥气候，她也适应了好长时间。

　　杨小菊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生态学专业。就读硕士期间，她主要从事极端干旱区植物抗逆性研究。2014年她毕业后，就职于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生物研究室，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每天忙着为野外大生态环境与洞窟内微生态环境作调查研究、仪器布设。

　　每年春、夏季频发的沙尘暴进入洞窟，附着在壁画或彩塑表面，如同面纱遮住了佛国世界的盛世美颜。对此，杨小菊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在莫高窟重点保护区设置了气象站等观测设备，通过模型构建来预测风沙后期运动轨迹，并做好防护措施，最终减轻沙尘对洞窟的伤害。

　　赵燕林：“最老”实习生纠正学界错误

　　和王娇一样，赵燕林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位80后考古工作者。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史研究生毕业的他，曾在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做了几年的学生辅导员和美术史教师，2015年通过甘肃省事业单位考试来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刚到敦煌，赵燕林在接待部实习——他笑称自己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老的实习者。在带游客参观洞窟的过程中，他慢慢察觉自己的不足，2016年11月回到考古所后，一面绘图一面从事研究。

　　2017年，在勘查洞窟的过程中，赵燕林发现初唐第220窟帝王像头戴六旒冕冠，不是初唐复制，可能沿用了北周或隋的复制——此前学界都认为该帝王头戴十二冕旒，和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画的帝王像相同。他的发现纠正了此前学者的失误。

　　今年，赵燕林着手在做《敦煌石窟中内容总录修订版》，跟着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惠民老师逐个洞窟核对，学到了很多方法，也发现了很多问题，这项工作可能会改变他以后对很多历史问题尤其是美术理论方面的认识。

　　赵燕林的家人和孩子都在兰州，父母亲年龄大身体弱，他得隔三差五地坐飞机或火车回兰州探亲。往返于兰州与敦煌之间，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困难。但他痛苦并快乐着，敦煌石窟里每有一个考古新发现，他便会欣喜很久，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