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8点，我们开车从云南景洪出发，一路向北，在群山中穿行，已经走了10个小时，终于到了哀牢山下。

　　天色渐黑，我们没在景东县城停留，连夜上山。山路蜿蜒而颠簸，上哀牢山并不像金庸笔下那么浪漫，反而是美国迈阿密大学那位教授的形容更加贴切——“这条路比迪斯尼的过山车还要刺激”。

　　在3个小时的上山路上，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刘的这句话：“你可能会觉得上山的路很烂，其实我得说，这是30年以来最好的路。现在有一半是柏油路，只有20多公里土路，还是修整过的。要在前几年，别说3小时，咱们就是一整天可能都到不了站上。那时是坑塘路，陷车是常事，大伙在推拉中折腾个一天两天都正常。”

　　老刘叫刘玉洪，是我们要去的中科院哀牢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的常务副站长。1981年，年仅24岁的他来到了哀牢山，参与生态站的组建。时光荏苒，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年过五旬的老人，他与哀牢山转眼已相伴了30年。

　　“这片林子好啊。当年吴征镒院士带我们来选址，看到这么好的一片森林，发起建立了生态站，后来设立了保护区。”

　　纵贯云南中部的哀牢山，是我国云贵高原、横断山地和青藏高原三大自然地理区域的结合部，是多种生物区系地理成分荟萃之地，保存着我国亚热带地区面积最大的常绿阔叶林，物种丰富，构成了一个原始、和谐、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罕有的绿色宝库和天然物种基因库，也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理想场所。

　　“2000年前，生态站的条件一直很艰苦，几间帐篷，几间房子，几个人，我们差点撑不下去。”老刘告诉我，“2000年的时候，我们入选中科院西南知识创新基地，之后10年，是跨越式发展。2002年，我们加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2005年，我们被科技部批准进入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如今，我们已经是具有世界水平的综合生态站了。”

　　和老刘一路聊着，我们到了生态站，此时已是晚上10点。生态站麻雀虽小，功能齐全。房屋总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有办公室、实验室、客房、餐厅和娱乐室，有10兆的宽带能够上网，有远程视频会议系统，还有2台越野车，能够同时接待20多名科学家和研究生到站工作。

　　“这里海拔2450米，以前这里冬天很难过，冷啊，现在有了电褥子，好过了。”

　　第二天清晨，我跟随几名科学家进入原始森林。在森林中，生态站建立了7个观测样地，要经常进行水文、土壤、大气和生物等学科的生态监测，有些数据是隔几天采集，有些数据则需要每天采集。对于四五十种重点植物，需要做物候观测，植物发芽、开花、结果，整个生命过程都要做详细监测，有些监测将持续几十年。

　　只跟科学家跑了两个样地，时间就过去了半天。在一片特别茂密的林子中，矗立着一座30米多高的观测铁塔，塔上有许多监测装置。在一名科学家的带领下，我跟着爬上了塔顶。攀爬过程持续了20分钟，那是毕生难忘的20分钟。没有任何保护，这30米感觉比30层楼还要高，往上爬，心怦怦直跳。

　　塔顶安装了一套数据采集和摄像系统，观测情况可以实时传到昆明和北京，由此可以实现碳水通量数据的采集、传输、监控的自动化，获取连续的碳循环观测数据集和视频监控数据集。铁塔的不同高度和附近地下还装置了测量热通量、水汽通量、太阳辐射、林冠表温、大气压等要素的传感器。通过这些传感器，可以研究在区域气候变暖情景下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碳汇源效应的响应机制。

　　30年来，科研人员的不懈坚持结出了累累硕果。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生态学基础资料，还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发表了近300篇研究论文，出版专著6部，并培养了30多个硕士、20多个博士，接待了美、德、加等2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前来科考。

　　不仅如此，在生态站坚持30年的刘玉洪还获得了当地人民的认可。“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褒奖，其实更是对我们几代哀牢山科研人员的认可。”刘玉洪说，“我们其实还有更大的梦想，我们不仅想守护好这片林子，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帮助景东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亚热带植物园，这项工作已经展开，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一定能够实现。”（记者赵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