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2012年，我国18至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韩国人均年阅读量约为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为8.4至8.5本，美国为8.7本。此前也有数据称，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中国人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连1本都不到。北欧国家人均年阅读量达到24本，而我国人均年阅读量仅为6本。

　　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阅读怎么了？阅读书籍和考试有关，阅读书籍和教辅读物有关，阅读和心灵空间、阅读和成长、阅读和品位却渐行渐远。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赌博、黄色段子的火爆。在这样的环境下，谈书、读书都是“不入流”的生活，真正爱读书、想读书的人面临着种种困境。

　　一是读书无门。爱读书的人因为没有固定阅读场所，想阅读也难有路子和环境。比如，贵州安顺新马槽社区常住人口3万左右，可以提供阅读的场所只能容纳不足50人，大量的社区甚至从来没有对应阅读需求而设置的读书场所。很多城市阅报栏实际上在和广告争夺地盘，广告很鲜亮，报纸更换的周期还达不到广告更换的周期。这些都影响了阅读习惯的形成和阅读行为的保持。

　　二是组织乏力。多年来，很多城市志愿者也在进行阅读组织活动，但因为场地和经费欠缺等问题，活动显得稀少。阅读原本是精神的日常需要，是精神的维生素，正常保证非常必要。安顺文艺志愿者多年来一直在组织志愿者阅读活动，其阅读生活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家庭父母与孩子阅读、社区与家庭阅读、志愿者与留守儿童阅读，等等。阅读引导对阅读起到极大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机制、经费的局限影响了项目的实施。许多地方建起了乡村图书馆，但图书阅读的情形却不容乐观，很多设施常处于废置状态。缺人、缺懂得使用设施的人，成为真正的硬伤。

　　阅读是精神日常生活，是精神民生工程，因此全民阅读需要有机制的保障。我认为，国家公共文化资金投放可以面向社会购买服务，但社会资源如何被发动起来参与和服务阅读，是今天文化资金投入必须考虑的细节。大战略需要小细节的合理设置加以保证，按照认可比例，对相关服务支付一定的扶持经费。另外，建议农村基层文化工作者配置要借鉴乡村教师配置的经验，以保证农村文化生活有固定场所、有专人配套进行管理以发挥文化空间的作用。乡村图书室需要对国家的投资负责，假如乡村文化生活可以像麻将一样普及，文化阵地的意义一定可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