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孙闻  周凯）３日，当记者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重庆代表团驻地见到刘钟俊代表时，他正在手机上对他准备提交的一份建议作最后修改。

　　“打击对农民工欠薪要治本”“提高对农民工工亡、工伤的赔偿、补偿标准”“引导新常态农民工融入城市”——连续多年关注农民工权益的刘钟俊今年依旧将他的视线锁定在他的工友们身上。

　　从“新生代”到“新常态”——农民工在转型

　　“我们新生代农民工，不，应该是新常态农民工……”一开口，刘钟俊就对他和他的工友们作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定义。

　　“过去我喜欢用新生代农民工来概括我们的身份。那时候我们是打拼在城市，生活、消费在家乡。”刘钟俊说，“新常态与新生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常字——现在我们打拼在城市，生活、消费也在城市，成为城市常住人口。”

　　刘钟俊说，为了在今年两会上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去年底开始他走访了重庆多个农民工聚集的建筑工地和物业管理公司，“新常态农民工”这个词就来自调研中他对这个群体的全新认识。

　　“我走访的农民工大概有５００人，结果让我欣喜——农民工收入提高显著而且相对稳定，像我这样在城市打拼２０年以上的农民工中，近３０％已经在重庆市区买房安家，有的还买了两处。”刘钟俊告诉记者，目前在重庆农民工群体中，像他这样的成熟技术工人，月收入与一个白领相当，而且“各种社会保险基本能到位”。“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算是重庆的固定居民了。”刘钟俊说，“这得益于重庆市政府多年来对农民工群体的大力帮扶，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出台的许多优惠政策。”

　　走访中，刘钟俊也梳理出了新常态农民工面临的问题。“首要问题是不能丢掉进取心，技能要不断进步，素质要不断提高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刘钟俊说，“新常态农民工必须把学习当成一个终生任务。”

　　从“为过年”到“为还贷”——希望打击欠薪能治本

　　“打击欠薪是个老话题，我几乎年年提。”刘钟俊说，“政府打击欠薪的力度很大，但为适应新常态农民工的特点，需要采取一些治本的措施。”

　　刘钟俊说，调查发现，在重庆购房的农民工中有９０％办理了按揭贷款。“现在农民工怕欠薪不是担心没钱回家过年，而是担心不能按月还按揭，而且随着农民工整体经济状况的改善，这种担心会越来越迫切。”

　　“政府帮农民工讨薪作了许多实事，但是对农民工欠薪的事情还是不断重演，说明这些措施仍不能治本。”刘钟俊说。

　　刘钟俊告诉记者，他调查中接触到的工友有７０％曾被欠薪，其中多数是恶意欠薪，“几乎没有一起被立案的”。他说：“现在农民工找工作就像撞大运，碰上个品行好的老板，就能按期领工资，不然很可能被欠薪。”

　　今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以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这意味着欠薪犯罪将受到更严厉的打击。

　　对此，刘钟俊表示，希望有关部门能担负起打击欠薪的主体责任，“给农民工兄弟撑腰，对欠薪老板动真格的”。

　　工伤、工亡赔偿标准需提高，理赔要主动

　　从新生代农民工到新常态农民工，尽管生活形态悄然发生着改变，但因工伤、工亡致贫、返贫仍是刘钟俊和他的农民工朋友们挥之不去的隐忧。

　　“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往往是一家之主，既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也是全家的精神寄托，一旦出现工伤或工亡，对他的家庭将造成毁灭性打击。”刘钟俊说，“因此，今年我向大会提出的建议重点就是提高农民工工亡和造成一、二级伤残的工伤赔偿标准。”

　　刘钟俊说，他每年都能接触到两三起农民工兄弟因工伤、工亡索赔的案例，而他调查得来的数据显示，重庆市对农民工工亡的赔偿在７０万元到９０万元之间，“这在全国属于中高水平，北、上、广会略高于这个水平，但仍然不足以支撑工亡者的家庭。”

　　“出来打工的都是青壮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一旦出事，家里就没了依靠。”刘钟俊说，“现在七八十万元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一人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来说，不足以支撑到他们家里的孩子能够成长为家庭经济支柱。许多家庭因此致贫、返贫，一蹶不振。”

　　刘钟俊还告诉记者，由于农民工家庭教育水平不高，缺乏法律知识，许多遭遇严重工伤或工亡农民工兄弟的家属连申请赔偿的程序都不清楚，有的在申请赔偿过程中遭遇推诿，拖了四五年得不到解决，甚至还有的家属拿到赔偿后被骗去买所谓理财产品，结果人财两空。

　　“因此，我希望在提高赔偿标准的同时，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农民工工伤和工亡的理赔能更加主动，程序更为简便透明。”刘钟俊说，“有关部门还可以考虑为因工伤、工亡获得赔偿的农民工家庭提供理财指导或者设立专门的理财基金，让他们的生活能体面地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