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新作《道士下山》将于今年公映

　　63岁的电影导演陈凯歌承认，自己已经找不到33岁拍摄《黄土地》时的那种创作冲动了。从1983年到2015年，陈凯歌已经踏入电影行业32年。在这32年中，他的人生几经沉浮，其中既有《黄土地》《孩子王》不被观众理解时的孤独苦闷，也有《霸王别姬》斩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时的意气风发；既有因《无极》惨遭网友恶搞后的狂怒失态，也有凭《梅兰芳》《搜索》重新得到大众认可的喜悦。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文艺组讨论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陈凯歌回忆了自己电影生涯的起点，他渴望能够重新成为33岁的自己，再拍摄出一部锋芒毕露的电影来。

　　“只有被置于孤独之中，艺术家才能创造出好作品。”32年前的那次陕西之行，让陈凯歌领悟了这样一条真理。那一年，导演陈凯歌带着一个不到40人的摄制团队、35万元人民币以及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轿车，来到陕北黄陵县的农村。一年之后，这帮年轻人创作出了一部改变中国电影史的影片。“那是计划经济的时代，没有人告诉你拍电影能挣多少钱，也没有人在意拍电影能挣多少钱，但我们获得的感动，却一辈子难以忘记。”陈凯歌说。

　　初到黄陵县，天已擦黑，但陈凯歌和他的伙伴们还是马不停蹄地赶往黄帝陵——县城管辖范围内最为知名的地方。到了黄帝陵，车还没停，陈凯歌就嗅到了一股清香。下车一看，竟是满地的柏树叶子。陈凯歌极为不解，拉住擦身而过的一位老乡问：“黄土高原不是缺柴么？为什么没人烧柏树叶子？”老乡用一口延安方言答道：“不敢动，这是黄帝的地方，不敢动。”陈凯歌愣住了，半晌才悟透这话的意思。前行几步，陈凯歌看到了一块破旧的石碑，上书：“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又是呆愣片刻后，全剧组的人竟都不由自主地跪下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你看到这块石碑时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陈凯歌记忆犹新地回忆道：“一种神圣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正是这种敬畏感，催生了电影《黄土地》。“黄陵县的天气很冷，但我们却感觉自己靠近了一个十分温暖的地方——并不只因为这里是革命圣地，更因为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源。”夜夜奔流的黄河浪涛声，令躺在破旧小屋里的陈凯歌开始思考，自己的精神归宿究竟是什么。有人问陈凯歌，他是如何将散文《深谷回声》拍成《黄土地》的？陈凯歌的回答是：“当我们看见在雾气腾腾的黄河岸边，一位老人一边唱着民歌一边挑着水走时，《黄土地》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如今的陈凯歌已功成名就，黄陵县的黄河奔流和安塞腰鼓也早已远离了他。“我再也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生活了，所以也就再也拍不出《黄土地》那样的电影了。”陈凯歌说，“我没有理由去抱怨，而是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并找到重新出发的可能性。”纷繁复杂的电影市场令陈凯歌感到困惑，他发现捕捉观众的需求愈发困难，在经历过《无极》的失败之后，他索性不再去捕捉。“当大多数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第一目的是找乐子时，我就要扪心自问：作为电影导演，我是否还能拍出一部有价值的电影？”

　　敢于不与市场妥协的电影人，必须要具备足够的勇气。陈凯歌说自己很向往春秋战国时代，因为在那个年代，“每个男人都认为自己是武士，无论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可以成为一个大勇之人，都能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来。”在创作《搜索》和《道士下山》时，陈凯歌苦心竭力思考的不再是市场和观众，而是电影的本质，这个过程令他重新找回了拍电影的乐趣。他渐渐懂得，电影的风格可以变，故事人物可以变，但自己对于电影的那份初心不能变。“只有找回对电影的爱，我才能明白自己究竟是谁。”

　　一年前开机的《道士下山》之所以迟迟未能公映，也正是因为陈凯歌对于电影的爱。“灌注了创作者精神灵魂的作品不可能三五天就完成，它必定会经历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痛苦创作过程。”陈凯歌在云南生活时，曾亲眼目睹一位民间老艺人在雕刻时，双眼盯着竹筒4个小时久久不肯动刀；多年之后，他又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里，看到一位修女在圣像前跪了足足4个小时。这两件看似互不相干的事，影响了陈凯歌的一生。“它们其实是同一件事。你必须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必须懂得敬畏，才能做好一份工作。”陈凯歌说，“如果你真心热爱电影，根本不需要人家告诉你此事可为、彼事不可为。在一个浮躁的年代里，别的事情你可能控制不了，但你至少可以控制自己。”（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