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者吴雨 梁建强)“来来来,喝水,吃些水果,北京太干燥咯。”

　　10日中午,把前来采访的记者领进门后,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仙桃市陈场镇福利院副院长罗功英就开始烧水、洗水果,忙前忙后地张罗,仿佛老熟人来串门。

　　在福利院工作快30年,照顾别人已成为她的习惯。

　　当年,村里年轻的女人们大都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罗功英却选择陪伴在一群生活难以自理、非亲非故的老人身边。

　　“那时我还是村上的妇女主任,一次去养老院探望老人,推开门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一个婆婆吐了一身。”说起当年的情形,罗功英依然记忆深刻。

　　她问院长,为啥没有人来帮忙处理。院长两手一摊,“只有一个护工,哪顾得上呀”。

　　二话不说,罗功英挽起袖子就开始帮老人清理污物。

　　一旁的院长感叹,“小罗啊,偶尔来帮帮忙可以,但转头他们又得生活在一个臭气熏天的环境里。”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罗功英。

　　于是,她萌生出辞去妇女主任、调去福利院的念头。

　　“村支书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放弃安稳的工作,跑去干‘伺候人的事’。”罗功英说。

　　那时的罗功英,只是叹了一口气说:“支书啊,你还不了解我家的情况么?”

　　村里人都知道,罗功英有两个残疾的妹妹,她从小精心照料着她们,深知这样的群体需要怎样的照顾和陪护。

　　支书不再强留,罗功英随即全身心投身到福利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福利建设相对不足,罗功英和另一个护工每天给老人做饭、洗衣服、梳头、洗澡,还要自己种菜、砍柴,到各村要老人们的口粮……

　　“自己的父母就在隔壁村,有时却忙到顾不上去看一眼。”说起对家人的亏欠,罗功英充满遗憾。

　　罗功英把爱倾注到那些老人身上,也收获到更多的疼爱。

　　“一次我的腿受伤肿得走不了路,福利院里的刘有秀老妈妈,采来鱼腥草和艾叶泡到木桶里,一边帮我洗一边揉搓。当时我的泪珠往木桶里掉。”罗红英回忆道。

　　她一直和刘有秀保持着亲如母女的关系,直到老人去世。

　　其实,罗功英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曾经连续10多年,她每月只拿200多元的工资,供养两个孩子上学。

　　不得已,她白天在福利院做护工,晚上去餐馆打零工。餐馆老板看她做事踏实、麻利,开出了两倍的薪水留她做全职。考虑到家里生活拮据,罗功英犹豫良久,同意了。

　　谁成想,随后的每天一早,福利院的老人们都会凑车费,轮番安排“代表”前去劝她回来。

　　罗功英很快动摇了,她跟丈夫商量。丈夫说:“按你的想法来吧。”

　　离开46天后,罗功英又回到了她牵挂着的福利院。

　　“可算把你盼回来了!”欣喜的老人们竟在院子里放起了鞭炮。

　　镇里得知罗功英的故事,考虑到她家中困难,主动帮她把工资调高了一倍。

　　经历了这场“风波”,罗功英再没有想过离开。

　　现在她每月工资涨到了1500元,尽管依然有限,但她很知足。“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家里也没有多少用钱的地方。”

　　现在,福利院住着约百名老人,有十多个护工。但招不到、留不住护工的现象令她很是担忧。

　　“跟外出打工相比,福利院的工资太低了,而且又脏又累。”罗功英坦言,很多护工不懂基本护理知识,福利院里也缺乏医疗设施。”

　　今年两会上,她建议加强对农村护工的培训,健全农村社会福利院的功能。

　　9日,慈善法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时,罗功英坐在台下认真而兴奋地听着,回来的路上不停地和周围的代表讨论着细节。

　　“慈善事业太需要法律规范了。”罗功英告诉记者,以前福利院接收捐助是一个“麻烦事”。有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打算捐款,罗功英总得叫来镇里民政部门的人做个“见证”。但即便如此,仍会有人扔出一两句“私下得了好处”这样没头没脑的话来气她。

　　“这下好了,以后都是按法律办事,一笔笔账都清清楚楚,彼此更加信任。”罗功英说,“慈善法对于真正想做慈善的人来说是一种保护;同时也能发挥‘打苍蝇’的作用——让打着慈善名义捞好处的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