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有了强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才会有强大的知识体系；有了强大的知识体系，才会有强大的解释体系；有了强大的解释体系，才能对内凝聚共识和对外抓住话语权；有了话语权，才会有强大的软实力；有了强大的软实力，才有条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个讲话指明了当代中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的问题，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在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交流、比较、借鉴中实现大发展。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做好准备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要坚持古今中外法，承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文化就失去了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承接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前些年，海内外曾就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发生过争论。一些学者提倡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些学者建议用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学，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绝不能放弃；儒学是我国在漫长的文明发展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不是说谁想去掉就能去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事物是发展和前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立场、观点、方法也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性因子。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价值，恰恰相反，“承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学习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使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教科书，这也是“社会科学补课”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技术主义”范式主导地位的确立。于是一段时间以来，那些舶来的技术名词成为一种时尚，熟练掌握这些词汇的人成为专家，在评价本国国情时不一定“接地气”，却品头评足，指点江山；更有甚者，言必称希腊。其实，哲学社会科学既有国界，也没有国界。说没有国界，是因为各种宏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需要在各国之间反复比较、借鉴，并寻找一些具有共同规律的东西；说有国界，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条件、文明背景，其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因而从世界上某些国家或某些区域得出的制度经验或基础理论，并不一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是多样化的，应该允许有多样的价值和多样的生存模式。用一种“舶来”的价值和标准来批判本土的价值和经验，本来就会犯常识性错误。制度的背后是价值观，模仿某种制度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这个制度一定会运行不良。然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却处处蕴藏着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假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是落后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心理优势——“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实际上，所谓落后，主要是指一国现有的理论储备滞后于本国生动活泼的发展实践，是理论解释不了本国实践的落后，不是相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落后。

　　最后，以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丰富的哲学体系为基础构建宏观理论，以立足于人类共同价值、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基础构建中观理论，以问题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学习、借鉴、比较构建微观理论，从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成熟的、宏大的哲学体系，而且有一套成熟的、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我们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回首近代以来的中国，我们用了170年左右的时间（1840年至今），反复探索在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寻找一种“赶超西方”的文明道路，在立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这些都可以成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观理论的学术资源。在构建微观理论方面，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命题、中国故事时，胸中要有“大棋局”，把中国放置于世界舞台反复进行比较、分析、研判，确立问题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如此就能产生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让这些概念、理论逐步定性。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总是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反复比较形成的。比如，马克思在研究西方社会时，从来没有忽略与东方社会的比较，甚至在其不朽的名著《资本论》中还提到了世界各国几百个人物，其中之一就有清代著名的货币专家王茂荫。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国际化

　　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第一次访华时指出：你们拥有伟大的古代智慧，你们具有圆满的哲学思维，而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如果你们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人，用西方的宇宙观、国家观、人生观来武装自己，有朝一日虽然你们以为自己独立了，但实际上你们是被征服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史景迁在《改变中国》一书中提出一个问题：从利玛窦以来西方使者为何在几百年内挟西方科技文明之优势向中国输出文化，却没有一个成功的？他作了如下回答：“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迫使中国一口吞下。中国拒绝的正是这一点，就在它的国力最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收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如今，“中国人现在则变得更加强大，他们确信，如果西方顾问继续来中国，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国条件行事。通往目的之路将不再铺满他们不需要的价值观石块”。

　　两位学者都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来自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表明，人类文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古至今都需要对话，需要交流和交融，无论是“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都是如此。过去，东方的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了西方，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16—18世纪中国哲学通过耶稣会士带回欧洲并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也影响了东方。当今世界，东方的中国依然可以通过和平发展的实践，以借力于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经验，在治国理政经验方面影响世界。实际上，通往全球化之路是一条各民族彼此学习借鉴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合作与欣赏则共赢，斗争与排斥则两败。

　　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结束了中国人“挨打”的历史，使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结束了中国人“挨饿”的历史，使中国人“富”起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理由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结束中国“挨骂”的历史，使中国人“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由大国走向强国的基本历史阶段，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立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大国治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具体举措。

　　当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牢牢抓住我国历史上正在经历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系统地研究大国治理向强国治理转变的基本方向、基本道路、基本条件、基本规律，同时也利用学者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已经融进了当代中国文化，并成为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必然要发生，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必然会迎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新时代。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功地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理论时，“中国故事”的解释体系就基本完成了，我国就会在世界上拥有真正的话语权。那时候，在世界的东方，一个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对外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祝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