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探索，已经突破了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无比丰厚的实践土壤。这也是中国学术创新、理论创新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当西方社会科学宣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课题已经历史终结，学术研究日益细节化、碎片化与形式化的当下，中国却有许多激动人心的大问题期待和呼唤学者们挖掘、回答与破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勇担重任，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学术为用，构建起“一体三用”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一、要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实践为本体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毛泽东说，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实践为中心。

　　没有经过实践批判的理论，就没有资格批判实践。只有能够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才有资格指导中国实践。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供给不足，一方面表现为缺乏自主性，大量研究削足适履，套用西方理论来裁剪中国实践，同时，长期形成的一套传统学术话语体系，明显滞后于实践；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的大量实践与改革缺乏系统的学术理论概括和提炼，反映了学术理论的缺位或不到位。

　　我们需要从向“西天取经”到向自身实践取经的转变。只有自己的实践才是“体”，才是理论构建的源头活水，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要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

　　首先是立足中国国情，扎根本土。中国国情就是理论建构的“本国性”或“地方性”实践，它要与“共通性”实践相互补充，“和而不同”。中国国情是构建有解释力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立足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必须准确把握。

　　其次是系统梳理与总结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的结晶，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螺旋形上升的不断探索过程，反映了认识论的“实践理性”，经过了实践检验，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加以系统梳理与总结。

　　第三是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8年，中国逐渐构建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符合中国国情，在全球的制度竞争中表现出很强的活力，是中国保持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要对这套制度体系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等进行系统研究。

　　二、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气势恢宏的理论架构，涵纳宇宙与人生，融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于一炉。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

　　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认识工具，有助于我们克服专业学术研究的局限性。现代学术分工，使得学者在越来越窄的领域中知道越来越多的事情。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也要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突出一面，不论另一面，以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容易造成一叶障目。马克思主义指出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分清主流与支流，既要有重点论，也要有两点论，既见树木，更要见森林，既要分析现象，更要揭示本质特征。这些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不但有助于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有助于克服我们的“学究气”，应当成为我们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学术创新的理论富矿和研究许多中国问题的理论原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光辉论述，对于理解当今的中国与世界仍然深具洞见，对于我们的学术创新仍然深具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回顾社会主义500年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为谁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越是深入研究和认识国情，就越能深刻领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真理的光辉。这一理论体系是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实践进一步，理论长一寸。它是实践探索的理论结晶，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它还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理论武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构建，要自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一些经验性概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提炼，形成学术理论。

　　三、借鉴西方理论资源，从模仿研究走向自主创新研究

　　从总体上看，中国思想的对外开放基本点是向西方开放，全面学习、引进西方，好处是使中国学术界大开眼界，获得前所未有的知识来源，中国学术界大规模地融入到世界学术平台之中，开始有了一席之地，发出了“中国声音”。

　　但同时也应看到，当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缺乏中国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做支撑。言必称希腊，一味强调与西方接轨的后果就是学术自主性的丧失。西方的话语理论体系是和西方道路选择与制度建构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对于启蒙时代以来现代西方道路自我合理化的建构。以这一理论体系套用中国实践不但会离题万里，言不及义，更重要的是授柄于人。即便是中国学者，只要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带着西方有色眼镜看中国，看到的就是扭曲的中国和负面的中国，而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中国就会被滤掉，结果是落入了西方话语陷阱，进而丧失文化自信和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权。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抽象普世论背后实际上是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混淆的机械思维。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是人类在客观条件制约下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实现的过程，由于各国对于理想社会形态设想不同，面临的客观条件制约不同，使得在社会科学领域人类可以有共通的规律，同时又有特殊的“道理”，前者体现实践的客观性，后者体现主观能动性。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学，越是偏向“人心”的学科，个性越强，共性越弱。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不同具体实践会产生出不同的、但是可能同样有效的道路与制度体系，同样也可以构建出不同的话语体系。

　　普遍性只存在特殊性之中，真正“普世性”必然是建立在多元性之上。反过来，任何成功的、有效的独特探索都具有普遍意义。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各有千秋，各有长短，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国实践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为十几亿中国人民找到一条光明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有着共同处境的国家指明了发展的新方向。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与中国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借鉴。

　　面对着一个基于西方社会实践，经过二三百年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和精细并主导世界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往往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考察中国的实践，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即便削了中国足，也未必能够套上西方的“履”；如果抛开西方理论另起炉灶，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甚至会造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倒退。这就要求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过程中，需要洋为中用，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创新研究。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特别是研究方法中合理的部分，形成既自觉自主，又可以开展国际对话，既以中国为中心，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尝试“倒置的实证主义”，即改变套用西方文献提出研究假设，再用中国经验来证实或证伪假设的做法，而是从中国经验出发，与西方理论开展对话，概括出新的框架、理论，并进而对理论推演的命题进行实证检验。

　　四、返本开新，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创造性转化

　　中国有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这是中国学者的“先天优势”，又是创立现代中国学术的历史来源。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传统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资源，而不是当代实践多大程度上诠释了传统话语体系。当代中国话语与传统话语的关系不仅是批判的继承，更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但是中华文明返本开新，谱写新篇的需要；也是传统话语影响当代中国实践，贡献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途径。

　　创造性转化是指在对传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汲取合理成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一是传统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例如，从法家富国强兵中开出法治、富强等新内涵；从王道之中，开出民主、和谐、友善等新内涵；从大同思想中，开出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理念。 二是传统治国之道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儒、法、道、墨四家都有各自学说，而治理良好的朝代往往是礼法合治、兼而用之。取各家之精华，集各说之所长，发扬光大，推陈出新，借助“老理念”创出“新理念”。 三是传统文明体系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体，对世界各国人民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传统文明经过吸纳西方文化，完成现代性转化之后，将实现文明之再造，并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不竭源泉。

　　五、从思想解放走向思想建设，自觉承担起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界思想解放一个理论意义在于热切地学习和全面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最初主要是引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反思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并引入更多元的西方理论。新世纪以来，强调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对西方的引进更加精细化与技术化。但这一切都未能摆脱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的思考和研究方式。现在，则需要超越思想解放阶段，转向思想建设阶段，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的学术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使命。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构建是当代中国实践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伟大飞跃，是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层面上的伟大复兴和上层建筑建设。回望历史，任何创新学派潮流的形成，都是对于一个大时代实践的精神回应。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我们每个学者都置身于这样一个实践创新不断涌现、思想争鸣空前活跃的中国话语场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抉择，谁来设置我们的学术研究议题？与对于西方理论理解的精深程度不相称的，是知识界对于中国现实认识的肤浅程度。我们是继续像以往那样把大量的学术资源用于了解西方、引进西方，乐此不疲为西方理论传经布道、学术打工、提供脚注？还是把有限的生命与宝贵的学术资源投入到深入研究层出不穷的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中，自觉地投身到中国理论建构的历史洪流中去？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深思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构建需要学者群体的集体自觉，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中国学者为共同体开展自主性研究。同时也需要在保持高标准与开放性的前提下，推动学术考核、学术发表与学术支撑体系从西方标准转向中国标准，为中国学派的形成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与学术氛围。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