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 哲学社会科学应该用它们的学术性回答并解决现实难题，引领国家与社会发展，而不是自话自说、自娱自乐。只停留于书斋中的学问肯定不是好学问、真学问。

　　◎ 毕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曲折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学说失去科学性与合理性，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证明其科学性与合理性。

　　◎ 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等高科技的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已经不再简单停留于宏观意识形态领域，它更向生活方式、休闲方式、消费方式与娱乐方式等微观领域渗透，碰撞的焦点也不再简单停留在像自由、民主、人权等重大命题上，更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话语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一语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及其应承担的社会职能。哲学社会科学是用深度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它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用于指导国家与社会建设可以更有效，能让国家与社会发展走得更稳、更坚定。

　　哲学社会科学应该面向现实解答实践难题

　　俗话说，实践出真知。与日常生活中知识的来源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也是来源于并且只能来源于实践。在历史上，凡是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家，无一不是因解决了实践中的难题才奠定其思想与历史地位的。不但如此，实践还是思想与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真理性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只有面向现实、深入现实才能获得真理性知识，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职能。不过，“现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更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感性、具体的存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之所以与其他思想家历史观有重要区别，并不是因为其他思想家不研究具体历史，也不研究现实，而是因为他们在研究历史与现实时只把它们当成一种精神存在物；而马克思则不同，他认为真正的历史与现实是社会特定关系中的历史与现实。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现实时光停留在现实表面是不行的，必须深入到现实社会关系的深处才行，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充分吸纳经验科学的先进成果。做好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是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活水源头”问题。只有知识的来源是可靠、具体与正确的，对此进行学理思考后得出的理论才可能有一定的真理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若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看，不能说这一说法没有道理。它是对“文革”时期用政治代替学术以及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泛滥的一种反思，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回到其应有的学术轨道上来。不错，作为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其独特的学理性，这种学理性往往是通过它们特定的概念、范畴、体系与方法等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些概念、范畴、体系与方法的提炼需要大量的资料疏理、文本考据和分析论证等，再加之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需要潜心研究学术史，因而建设一门学科可谓非一日之功，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尽管“学术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立身之本，但却不是它们可以脱离实践与现实的理由。学术研究的“冷板凳”功夫只是说明学术研究的具体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个人行为，但其资料来源特别是学术结论都需要通过现实来说明。学术论证为合理的并不一定是真理性知识，其最终的真理性还必须通过实践来证明。“回归学术”“回到书斋”本无可厚非，但若仅以此为目的就背离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哲学社会科学应该用它们的学术性回答并解决现实难题，引领国家与社会发展，而不是自话自说、自娱自乐。只停留于书斋中的学问肯定不是好学问、真学问。若放眼当今世界发展，人们就会发现有许多现实难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去回答与应对。且不说如何回答与解决当今世界的矛盾与走向问题，仅就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五个面对”问题。这些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正视的问题，回答并解决这些问题是他们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有 “文以载道”“士以弘道”和“经世致用”等传统，北宋张载所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成为众多文人墨客为学为人的座右铭。但“天地”“生民”“往圣”与“太平”等都是具体的，为什么样的生民立命、继哪些往圣的绝学、开怎样的太平，这都涉及到立场、观点与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所以在思想史上发生一场革命变革，不仅因为它正确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因为它正确说明了阶级与认识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思想家否认自己思想的阶级性不同，马克思主义公然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而做到了认识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而且它还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所谓“为全人类服务”的超阶级思想，任何思想都是为特定阶级根本利益服务。当前，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就是要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民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只有关心人民的生活，深入到人民实际中去，才可能做出真学问，得到真知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受西方思潮影响，国内一度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学者应该以追求自由为本，主张学者应成为“自由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学者不应该关心特殊人群的利益，而应该关心公共利益，主张他们应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还有人赞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说法，认为追求宏大叙事与所谓人类解放的“普遍知识分子”已经过时，知识分子现在已沦为研究专门知识的“特殊知识分子”。学者的学术研究自然要有独立自由的精神，但学术自由不等于社会自由，用学术自由取代社会自由更是错误的想法。学术自由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独立，只要潜心修炼，一般学者是可以做到这种自由的。而社会自由却不同，它的获得不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更取决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一个人想获得真正的社会自由是不可能做到的；相反，只有改变了不平等社会关系，才有可能获得这种社会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并不存在。不可否认，在人民内部存在矛盾的情况之下，只关心特殊阶层的利益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不同阶层之间的公共利益。做好公共利益工作自然是对不同阶层都是有益的。但是，世界上不存在离开特殊的普遍，所谓普遍都是建立在特殊之上的普遍。就像所有人都有精神需要一样，对于一个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来说，过分重视他们的精神需求也许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大实质性意义。所以，主张“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也是有偏颇的。至于说到“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知识分子”的说法，就不能不谈到目前科学发展的现状。由于今天社会分工的高度分化导致了科学研究的精细化，不少学科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能解决的问题也只限于它所涉及到的窄小范围。于是，知识分子的确存在成为某领域专家的可能，即成为上述所说“特殊知识分子”。但科学发展在不断分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呈现出综合趋势。这种综合趋势自然要求科学研究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发展作全面与综合性的研究，而从事这种研究的知识分子显然应该是上述受到批评的“普遍知识分子”。所以说，关于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知识分子的划分也是不准确的。此外，坚持人民性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用人民能够理解的语言从事并推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近些年来，学界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哲学研究者不好好说话，经济学研究者不说中国话，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者没地方说话。”这种说法虽不够客观、全面，但的确反映了不同学科学术研究的一些状况。一些哲学研究者写出的文章晦涩难懂，别说人民群众能否看懂，就连同行专家有时候也需要思考半天才能看明白。似乎在这部分人看来，只有让别人看不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种文风自然脱离了哲学真正应具有的发展方向。至于经济学问题，必须肯定的是西方市场经济早于我国，在他们那里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理论，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毕竟不同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除了国情不同之外，更关键是从事市场经济的人是具有中国文化的人。除了要超越西方国家的制度陷阱之外，还需要面向中国实际，用中国语言与中国观点陈述，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到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同样必须肯定的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曲折，这种曲折反映在学科建设上可能会导致科学社会主义滑向边缘。对此，相关研究者应该冷静看待。毕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曲折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学说失去科学性与合理性，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证明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对此，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者更应该用创造性的理论应答人们所关心的重大实践问题。而“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若能这样，相信信奉共产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科学社会主义的话语权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坚持人民性，既要表现在学术研究取向上，也要表现在学术成果的陈述与传播上。

　　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合理的批判精神

　　哲学社会科学来源于现实又服务现实，但服务现实并不等于为一切现实存在作佐证。“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因为，从哲学上看，现实不等于现存，现实是指现在存在中符合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换句话说，现存中那些不符合必然性与规律性的现象就不属于现实。由此，哲学社会科学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合理的东西作证明并引导社会向这方面发展（即服务功能），二是指出并批判现存中那些不合理现象（即批判功能）。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来看，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对以下两种现象进行批判：一是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批判，如对腐败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等的批判；二是对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极端后现代主义等。需要强调的是，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等高科技的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已经不再简单停留于宏观意识形态领域，它更向生活方式、休闲方式、消费方式与娱乐方式等微观领域渗透，碰撞的焦点也不再简单停留在像自由、民主、人权等重大命题上，更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话语上。此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越来越证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命的重大。因为，面对林林总总和层出不穷的观点与话语激增，一般百姓是很难辨别真伪的，他们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给予指点迷津。此外，在批判方式上也要注意两点：一是批判必须坚持真理性与人民性的导向，必须持之以理、言之有故，反对人身攻击以及带有特定政治目的或被一定利益集团绑架的批判；二是批判必须以建设为目的，而不能为批判而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必须阐明正确观点，并允许和经受得起来自被批判者的批驳与诘问。 总之，“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当且有能力创造出影响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思维与新理论，并以此引领中国及至全球社会向前发展。（作者：杨生平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