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京宜教授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内蕴着方法论价值，从方法论角度透视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将对活动开展起到促进作用。就此，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彭京宜教授接受了海南日报专访。

　　海南日报记者：我们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能够不断地克服困难、克敌制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着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想知道，在党的历史上，都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彭京宜：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仅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党也形成了一整套重要的原则，例如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关于抓两头带中间的思想，关于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党委书记要善于“弹钢琴”的思想等等。同其他思想理论一样，这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倍加珍惜。

　　海南日报记者：这些方法论有的我们比较熟悉，例如矛盾的观点、群众路线、党委领导制度等；但有的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比如抓两头带中间和善于“弹钢琴”，您能否简要给我们解释一下？

　　彭京宜：抓两头带中间的意思是，抓住先进和落后这两个“头”，以此来带动“中间”这一大块。例如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就是抓先进这一头；批评、惩戒不良思想作风，就是抓落后这一头。一头一尾抓好了，就可以带动全局和全面。所谓“弹钢琴”，指的是党委既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展开其他方面的工作。正如弹钢琴，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

　　海南日报记者：这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曾经发挥过，现在也在持续发挥着积极意义。从它们的形成原因与形成过程看，是不是既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又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生动实践呢？

　　彭京宜：我们党所形成的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原则，首先是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例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提出来的，时值延安整风运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党全面总结了党的斗争经验，系统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其他错误倾向，形成了一整套新的认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一种方法论成果，也是这种背景下的成果。从它的具体内容和所产生的背景看，可知它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

　　海南日报记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那么，党的群众路线是什么含义，包含怎样的方法论呢？

　　彭京宜：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人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作出过不同解释。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群众路线”有一个很好的界定，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简言之，就是两个“一切”，一“来”一“去”。这个界定，前一半侧重于价值观，后一半侧重于方法论，因此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如果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完整地表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那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海南日报记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在全省展开，您认为这次活动还应当贯彻哪些具体的方法论原则？

　　彭京宜：这次活动具有许多新的重要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它的辩证的方法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把握三点：第一点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同志当年以此来表述一个重要的军事原则，说的是击溃敌人一个师不如消灭敌人一个师，战争要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基本目标。今天党中央把这个原则用到了这次活动中，其用意也是以一当十，带动全局。这次活动，事实上进行了两次聚焦。面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聚焦了群众路线，因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什么时候贯彻了群众路线，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党什么时候丢掉了群众路线，事业就会遭受挫折。面对贯彻群众路线，我们聚焦了“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因为“四风”是当今影响党群关系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第二点是强调“领导带头”。“领导带头”好像是一句老话，其实包含了新义，它是对“已所不欲，要施于人”这种积弊的一种有力反拨。多年来为什么公款吃喝治不了？为什么发了无数文件以后人们依然我行我素？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并没有从上到下，从我做起。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为什么治理大吃大喝就取得了明显效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自上而下，领导带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好办法并非要“拔高”、“提升”，而是要“回到原点”。

　　第三点是强调“整风精神”。“整风精神”是何意思？就是指学习延安整风的经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中央要求“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就是要求下大力气告别“好人主义”。“好人主义”在党内有不小的市场，它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此弊不除，“四风”无望解决。

　　海南日报记者：此次教育实践活动，反复强调了“长效机制”，我们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者说，这次讲“长效机制”有何新意义？

　　彭京宜：“长效机制”并不是新的提法，但这次讲它却有新的意义，并且是方法论的意义。我理解主要是把握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立法”上要抛弃“好人假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代表了崭新的认识：公权具有扩张的天性，必须把它关进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制度。就是说，规范公权的制度，其第一要义是限制公权。根据这个要求，我们的制度建设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许多规范公权的制度，不是限制公权的“笼子”，而是鞭打相对人的“鞭子”。如何既“笼”又“鞭”？要做的事很多。第二个方面是“执法”上要抛弃“严打思维”。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就要摒弃执行制度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等弊端，摒弃“打一漏九”式的跳跃式作派。

　　海南日报记者：海南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来贯彻这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彭京宜：海南一方面要完成“规定动作”，另一方面要有“自选动作”。在我看来，我们既要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活动的总要求以及方法论原则，又要联系自己的实际，突出自己的特色。在“四风”方面，海南有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有形成它们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有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要在“特殊”上下足功夫。总起来说，从方法论的视角看，需要百倍警惕“构思过度”，十分重视“回到原点”。

　　省委书记罗保铭同志提出，海南要在六个方面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其中之一便是“争创优质、高效、廉洁政府服务的实践范例”。如何“争创”？我认为改变政府“审批过度”的弊端，要义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常理、回到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