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陈先义 主持人：闫玉清

　　主持人：当前，随着全党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有人说这个话题与文艺界无关，只是对各级官员说的。其实，对文艺界来说，反对“四风”不仅切中时弊，而且也是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期讲坛邀请到了文艺评论家陈先义，请他就当前文艺界存在的“四风”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陈先义：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娱乐化成为文艺界的一种时尚，一些所谓的明星大腕和文艺家，贪图享乐和追求奢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其表现形式是长期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其文艺创作不再反映群众的火热生活、不再为大众服务，而是一步步把文艺创作作为获得一己私利的手段，甚至把炫富、攀比、奢靡作为人生的追求。最近，连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都对中国的一部电影提出严厉批评，称“被这部明目张胆地炫耀财富、魅力和男权的电影惊呆了。”认为“其思想之低俗十分惊人”。

　　仿佛就在眼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同志深入生活文艺观的指导下，作家艺术家们曾把深入生活当作一面旗帜。那个年代，一名作家，如果老蹲在城市，呆在机关，会被看作一件很丢人的事；一名歌唱家，如果没有足够时间下基层为百姓、为官兵服务，同样会被认为失职。那时候，毋庸说一般作家，即使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李瑛那样名声显赫的军旅前辈大家，也必须完成下基层深入生活的硬指标。著名歌唱家马玉涛曾亲口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那时候，若完不成一年200天下基层的任务，年度工作就被看作不达标，评功评奖沾不上边。所以，下海岛、上边防，与连队战士一起站哨值勤，成为那个年代作家艺术家们的家常便饭，更是作家艺术家的光荣。正因如此，一大批好作品应运而生，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

　　主持人：确实，深入生活本来是我们党文艺建设的一个老话题。说它老，是因为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就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命题。七十多年来，在党和国家文化和文艺建设中年年讲、常常讲。然而，讲到今天，这句本该常讲常新的老话，却似乎与我们的有些作家、艺术家的实践渐行渐远了；对它的深刻内涵，有些人也觉得越来越陌生了。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重提这个话题，不仅仅是为了往事追忆，更是为了唤起当代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讴歌。　　

　　陈先义：文学艺术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在我们沸腾的生活之中。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源泉，这是为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高品位的文艺作品，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真实反映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真切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真情体验他们的安危冷暖，零距离地表现和传达他们的意愿和心声，这样的作品才可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新时期以来，一大批文学、影视、戏剧之所以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来自于作家艺术家对老百姓生活的深刻体验。相反，有些作品之所以老百姓不感兴趣、不喜欢，就是因为这些作品远离了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没有与老百姓的脉搏一起跳动，所以为人民群众所抛弃。

　　毋庸置疑，在文化市场呈多元走向的背景下，今天，有些人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产生了动摇。由老一代作家艺术家践行的“生活是艺术源泉”的文艺观，被另外一种观念所冲击，这种言论的代表，就是蔑视和藐视深入生活，热衷于奢靡享乐。有人宣扬：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一种分泌，如果我没去过被我写的那个地方，没见过我塑造的作品的主人公，或许我的作品会更加感人。还有人说，什么叫创作，创作全凭个人的感觉，傻瓜才会到生活中浪费时光。然而，就是这样一些言论，一个时期以来曾散见于报刊和各种名目的研讨座谈。它不仅扭曲了少数作家艺术家的文艺观，也影响着当下文艺作品质量的高下。一些作家艺术家，置火热的生活于不顾，喜欢守在大城市，躲进大机关去编造一些远离生活的神奇“故事”，热衷于写那些于社会进步发展无补的庸人琐事。有的甚至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日复一日地去追逐那些盗墓、穿越、杯水风波等纯粹的“市场化”作品。还有些歌星，已经很久不习惯下基层歌唱了，热衷的是在大都市跑场子、赚票子。　

　　主持人：正是受这种蔑视生活的不良风气的影响，“人民艺术家”的光环已不像以前那样神圣了。　　

　　陈先义：因为有人头上顶着“人民艺术家”的光环，却干着与头顶桂冠格格不入的营生。有些所谓的明星，斤斤计较出场费多少，讲排场，比阔气。以去年统计，拍一部电视剧，当红大腕每集开价已经过百万元的不止一人，一部投资4000万元的30集电视剧，有3000万元就要拱手送给明星大腕们，剩下微乎其微的资金，只有粗制滥造。还有，那些靠一首歌、一支曲走红的明星们，几十年在那里唱一首歌，变成了发财致富的摇钱树；有了钱，便拼豪车，比别墅，讲排场，甚至干一些低级庸俗的肮脏勾当。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纠正和关注，那么中国文艺的真正繁荣永远都是一句空话。

　　对这种脱离生活的所谓明星大腕的死追烂捧，首先来源于一些官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打知名度，追求政绩，利用公款搞什么晚会，不惜花巨资邀请一些打着“人民”旗号的艺术家。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无限提高明星身价以外，对老百姓的生活毫无意义。这种情况，虽然已经遭到媒体舆论的批评，但并未得到真正的扼制。当然，家庭、社会同样也有责任。这些新生的文化贵族，对全社会的“示范效应”就是一种投机心理的错误引导。一些家长认为，只有让孩子当明星大腕才能改变命运，才能出人头地，才能发大财。于是当明星成了成百上千万孩子们的人生追求，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一年，在北京流浪的作“明星梦”的“北漂族”最多时就达30万人。这还不算，今年3月，仅江苏一个省，为当明星报考文艺院校专业的高中生多达5万人，大大高于几百或千把个的招生数量，这对国家未来的发展非常不利。如果一代孩子都去做明星梦，不做科学梦，都抱有投机心理，那中国的明天就太让人担忧了。　　

　　主持人：植根于什么样的土壤，就一定会结得什么样的果实。呆在书斋，只喜欢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扒素材；呆在都市，只习惯在冬暖夏凉的大楼里养尊处优。在空泛的概念里进行空泛的构象，思想就有枯竭的危险，思维就会缺乏创新活力，思考就可能出现脱离实际的症状。这样创作出的文艺作品，就真的可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被人民所唾弃的“面目可憎的小瘪三。”　　

　　陈先义：这样的“小瘪三”类型的作品，书刊舞台荧屏银幕已不鲜见。打开电视，充斥着婆婆妈妈的琐碎小事，充斥着杯水风波，充斥着离奇的荒唐故事。有些作品，打着“现实题材”旗号，却少见鲜活的内容，总是几张老百姓看腻了的“明星脸”在做作表演，总是几个毫无思想的“奶油小生”在演绎匪夷所思的荒诞故事。所以，有专家一针见血指出，这根本不叫现实题材，这叫“伪现实主义”作品。

　　有些历史题材作品，问题就更加严重了。群众直言不讳地批评，有些作品胡编滥造几近荒唐。比如，关于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就是重灾区。上世纪70年代，我们宣传人民抗战，主题“兵民是胜利之本”；到了80年代，为了展示全民族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成为表现对象。而有些人因此便认为越新越奇越好，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一大批土匪抗战、地主抗战、帮会抗战的作品扎堆儿出现。民间的抗日英雄被写成满口脏话的痞子豪杰，他们或铜头铁臂，或一掌断石，或精通缩骨功、易容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把抗战人物写成满身匪气、黑白通吃，一根绣花针可力战强敌，一包迷幻药可打败日军精锐。这些东西看起来热闹，却把英雄超人化、把帮会传奇化，把日军愚弄化，为一个票房和收视率，拿我们民族的血泪历史来取乐，游戏我们中华民族牺牲了数千万人的伟大战争。种种现象，根本原因是有些人立场发生了问题，屁股坐偏了，立场站错了，如此，就会藐视历史，蔑视生活，就只能热衷于胡编乱编。 　

　　主持人：有人说，现实生活本来就没啥好写的。“轻松”或“放松”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娱乐至死的无厘头是当代人的最爱。　

　　陈先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今天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国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人民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置身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没有理由躲在都市的书斋里无动于衷，没有理由不去发掘和表现崭新的生活，没有理由享受着优厚待遇却整天在算计个人的一己私利，更没有理由因一己私利，而走偏了创作的大方向。作家艺术家应该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到生活的第一线，到伟大变革的热潮中去，做一名创造者、劳动者，运用手中之笔，记录我们的伟大时代，要在我们的字里行间，能听到祖国前进发展的铿锵脚步声。这是时代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光荣使命。　

　　主持人：生命力来自实践，创造力源自生活。面对时代召唤，一切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抵制享乐奢靡之风，用高尚的情感、理性的思维、崇高的精神，用自己的作品传递思想的力量，书写人民的心声。（陈先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