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很多单位、部门都以群众为镜，请群众搞评议、查问题、找不足，然而在有些地方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一些地方向群众发出征询意见表，结果群众浮皮潦草划拉了点意见，轻描淡写地讲了些问题，甚至交了不少“白卷”。

　　一些干部与群众当面交流，请群众提意见，结果群众躲躲闪闪，客客气气，尽说些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的话，甚至讲些吹捧之语、溢美之词。

　　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的干部暗自庆幸，觉得自己轻松过关，缺点没有被发现，不足没有被指出；有的干部自我感觉良好，认为群众意见少说明自己在群众心里印象好。实际上，真正的清醒者对此非但乐不起来，还要惊出一身冷汗。

　　当前，“四风”问题很大程度上属于共性现象，虽不是每个干部都有，但也大量而普遍地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请群众对干部评头论足，如果听不到批评之声，听不到让人脸红、出汗、紧张的话，本身就很不正常，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群众没有讲真话！

　　听不到真话，听不到批评，实际很可怕。批评的声音是推动一个人进步的力量。培根曾说过，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诤言中，所得来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得出的光明更是干净、纯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干部请群众搞评议、查问题、找不足，目的就是要听诤言、真话。群众说真话，干部才能在群众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真容”。 听不到真话，就看不准问题，把握不住要害，也就不可能找到真病灶。

　　“群众有话不敢说，要看做大祸临头，马上反省。”这是谢觉哉同志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得好不好，群众肯不肯讲真话很关键。如何才能让群众讲真话，这个问题值得每一名干部去反思。

　　群众不讲真话，根源还是出在干部身上。干部不愿听真话、不敢听真话、不会听真话，才导致了群众不肯讲真话。

　　群众讲不讲真话，首先取决于干部对真话的态度。面对直言、诤言、怨言、逆耳之言，干部是闻过则喜，还是闻过则怒，直接决定了群众是不是讲真话。

　　1942年8月的一天，延安边区政府的小礼堂正在开会，忽然雷声大作，一声霹雳，延川县县长被雷击中身亡。事后，有人说：“雷公怎么不击死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不急不躁，认为那个人肯定有意见。经调查，原来当地老百姓对征粮过多心存不满。毛泽东于是指示边区政府将征粮从原定的20万石减为16万石，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领导干部要想听到群众的真话，就必须有诚心纳谏的雅量，绝不能顺乎吾心，则喜之不尽，有违吾意，则恼羞成怒。

　　群众讲不讲真话，还取决于干部听真话的方法。群众不愿讲真话，有时是因为干部作风不深入、方法不对头。比如，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有的地方征求群众意见，只是“文来文往”，与群众不见面、不交流，形式主义的问卷换来的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回答。还比如，有的单位关起门来搞活动，把机关当基层，把“官众”当群众，意见征求了半天，真正的一线基层没走下去，真正的服务对象没照上面，如此怎么能听到真话。

　　真话如真金，不用真力气，不下真功夫，是“淘”不出来的。前不久，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热映，钩沉起人们对周恩来同志在我省武安伯延公社调研往事的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深受浮夸风之害的农村又遭受了自然灾害的打击，周恩来到伯延公社调研就是想知道农民怎么想。然而，出于各种顾虑，周恩来最初的调研也没有摸清真实情况。为了听到真话，周恩来挤出4天时间，走家串户，与群众同吃同住，终于让群众掏出了心窝子。电影中，周恩来与农民张二廷像老朋友一样对话的场景让人动容，也给今天的领导干部如何听真话带来了启示。

　　“讼吾过者是吾师。”各级干部只要有一颗谦恭之心，俯下身子，放下架子，甘当群众小学生，真心实意尊重群众，诚心诚意求教群众，如此，何愁听不到真话？让群众讲真话又有何难？（李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