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拉萨９月１８日电(记者璩静 罗布次仁) 虽然已经完成援藏夫妻马新明、孙伶伶事迹采访任务，但他们的话语言犹在耳、令人感动。记者在思考：与其他先进人物相比，这对博士夫妻知识层次更高，思想认识更深，我们在关注他们“做什么”时，更应关注他们“为什么”，寻找驱动他们的内心力量…… 孙伶伶：选择马新明，是看中人品 记者：你的那句“跟着他，哪怕去当乞丐也愿意”，打动了我们。我们很好奇，上大学时，你家庭条件好，为什么能看上他？ 孙伶伶：他确实很穷，第一次上我家，连裤子都是借同学的（笑）。为什么选择他？关键是为人和品性。他是个无私的人，心里想的都是别人。上大学时，他靠写稿、打工赚钱，供两个弟弟上学。参加工作后，家乡孩子经常给他写信，有的说没学费，有的说家人生病了，他都会寄去几百元，他的工资也就五六百元。 他有坚韧不拔的毅力。长跑时，从头到尾几乎是一个速度。他的英语底子较差，为了考外派，他坐公交时都带着随身听，最终顺利通过考试，获得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修的机会。为考硕士，他至少进过５次考场，后来竟然拿了两个硕士。读博士，也是连续考了３年。 他是一个有正义、有担当、有血性的人。上中学时，他和几个同学没钱买饭，他就领着大家，等别人都打完饭后，到窗口对服务员说，我们可不可以帮你们干点活，换点饭吃？遇到不平之事，他会挺身而出。坐公交车，售票员嫌弃外来民工，他当即批评售票员说：我真为你感到害羞，你在丢北京人的脸。跟他在一起，我心里非常踏实，很有安全感。 马新明：援藏一为回报社会，二为实现人生价值 记者：你是少数民族出身，作为少数民族援藏干部，有什么特别感受吗？ 马新明：我出生在云南偏僻的彝族山寨里。父亲２０岁腿就瘸了，母亲长年多病。我是长子，下有两弟一妹，我上了３年学就辍学了。但我酷爱读书，母亲给我备的午饭，荞耙耙或土豆，我舍不得吃，等小伙伴放学时，就拦住问，今天老师教什么，你教我，我把饭给你吃。辍学一年，居然没耽搁学业。 有句谚语叫“千里彝区无乞丐”，说的是只要有一口吃的也要分享，不能让一个人挨饿。如果有人乞讨，就是本村寨、本家族的耻辱。所以，我在邻里的帮助下，又重回到学校。上大学时，团中央希望工程资助百名大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在北京工作期间，我一直得到领导、朋友、组织、社会的关怀。 有机会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貌，是我一生的梦想。西藏受自然环境制约，发展相对滞后于内地。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在国家战略全局中有重要地位。西藏在国际上的关注度高，如果西藏建设不好，党的执政形象就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初衷是，北京人才济济，个人要想发挥点作用并不容易。我们靠踏实地干，如果去干别人不想干的事，没准还能干出点成绩来。 孙伶伶：得与失，在于人生的价值取向 记者：你是法学博士，又在海外留学访学过，做过涉外律师，在中国社科院是科研骨干。援藏中断了学术研究，也耽误了要孩子，你是如何理解这些牺牲的？ 孙伶伶：我对物质要求不高，要不然也不会选择马新明。读博士时，兼做涉外律师，一个小时有３００美金收入。博士毕业到社科院后，月工资很低，但我不后悔。国家培养我这么多年，我全是读的公费，当然应该为国家出些力。 我在社科院，主要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中日关系。工作刚一年时，《人民日报》发表了８篇批驳日本右翼不当言论的时评，其中有３篇是我撰写的，很快在学界产生了影响。在事业上升时选择援藏，一是担心马新明身体出问题，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二是我们在西藏比在北京更能发挥作用，更能把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结合起来。另外，我们身边有很多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孩子，可以作为自己的孩子来培养，不一定非要自己生的；虽然在职称上吃了亏，但我在涉藏研究上收获不少；虽然患了高原病，但与长期在藏工作的同志比，我们实在算不了什么。衡得失，我们的得，要远远大于失。 马新明：处理问题既要勇于担当，又要柔性操作 记者：前些年，拉萨到处是拉客的中巴车，对拉萨城市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你任副市长分管交通期间，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解决中巴车全部退市问题。你认为，援藏干部在处理西藏社会管理问题时，如何把握好尺度？ 马新明：治理过程曲折艰难。中巴多达５７０辆，涉及数千人。处理时，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群体上访事件。同时，几百辆公交车上市，数千名司乘人员的配备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能够得以顺利解决，是因为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决心，花了很大气力。 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西藏，社会管理是项艰巨任务。操之过急，会引发敏感问题。处理这些问题，一要勇于担当，敢于负责，不推诿、不退缩、不敷衍。二要充分调研，摸清情况，吃透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依法依规办事，硬性任务柔性操作。三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来考虑，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四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一对一、挨家挨户进行交流，沟通思想，实行信息先行发布制度，确保正确信息引领舆论。五是依法处理，必须用法律的尺子来考量各项工作，做到公平与正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