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５日电（记者 陈曦 郭晶 罗国金）在国内开创“无痛分娩法”，推行产房一切为了病人的“无声运动”，创下剖宫产率北京当时最低纪录，在国内率先开展妇产科免疫学及遗传学研究……

　　这是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叶惠方的一份“成绩单”。

　　一生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她，迎接了无数新生命，却把自己最后的归宿计划为“遗体捐献”。

　　“一个人不能选择历史，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追求！”这是百岁老人叶惠方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对她人生经历的高度概括。

　　“祖国总有一天会强大起来，总有一天需要我们”

　　崎岖、坎坷、艰辛……这些词恐怕都不足以形容叶惠方求学的艰难。

　　“刚把考卷交上去，全面抗战就爆发了，老师和同学们被迫离校。”１９３７年，从大学医预系１００名学生中脱颖而出的叶惠方刚参加完毕业考，就在战火中被迫南下，回到父亲身边。

　　一年后，叶惠方又北上求学。

　　然而，１９４２年，炮火硝烟又使还有半年就毕业的叶惠方再次被迫离校。

　　由于战乱，她与家里断绝音讯，只好靠变卖衣物度日，但她依然坚信：“再困难，我们也要把书读完。祖国总有一天会强大起来，总有一天需要我们！”

　　耗时１２年，辗转６个省，跋涉几万里……炮火纷飞的年代，叶惠方却没有落下求学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终于拿到毕业证书。

　　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叶惠方的叔叔几经周折找到她，准备带她去台湾。

　　没有一丝犹豫，叶惠方坚定地表示：“我要留下来报效祖国！”

　　随后，叶惠方师从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毕生致力于新中国妇产科事业。

　　杏林妙手解患忧

　　１９５４年，叶惠方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的前身——军委直属机关医院支援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４０岁时，叶惠方就被誉为妇产科的“一把刀”，在国内首次推行“无痛分娩法”，率先实行“产科休养室主任负责制”，推行一切为病人的“无声运动”，建立“产前门诊分段预约制”，使妇产科的医、教、研一步步走向正规。

　　之后，为了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叶惠方注重培养青年人才，为更多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搭建平台，自己则从事妇女保健工作的研究。

　　她带领攻关小组耗时６年，在全国率先研究“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病的防治”并取得突破性进展，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她主编及翻译的医学书籍１０多本，有的已连续再版７次、印数达几十万册，成为医学科普书系中的畅销书。

　　对叶惠方来说，患者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一视同仁、精心治疗。

　　一次，一名怀孕４个月的孕妇转氨酶升高。当时，多数医生建议中止妊娠，否则将严重危害孕妇的肝脏；如果继续妊娠，需服保肝药，又会影响胎儿。

　　孕妇几近绝望之时，慕名找到了叶惠方。

　　叶惠方对所有检查结果一一分析后认为，孕妇的转氨酶高不是肝炎造成的，建议她保住孩子，定时随诊。不出所料，这名孕妇后来转氨酶一直停留在一个稳定的基数上，几个月后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在叶惠方眼里，为了治病救人，荣誉和地位皆可舍弃。

　　上世纪６０年代，国内妇产医学界认为，患有心脏病的人禁忌剖宫产，否则患者会死在手术台上，而叶惠方却在１９６４年打破了这一禁忌。

　　当时，内分泌科收治了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产妇，危在旦夕。为了挽救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叶惠方决定铤而走险。

　　手术台上，胆大心细的叶惠方终于带着产妇成功闯过“鬼门关”。

　　凭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叶惠方不知给多少难产产妇带来了母子平安，也让多少罹患疑难疾病的女患者转危为安。

　　如蜡烛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１９９２年，我国开始实行专家门诊制度。作为全国知名专家，叶惠方却坚持看普通门诊。

　　“怕麻烦，不想去办手续。”其实，了解她的人知道，她是想为患者省点钱。

　　叶惠方不仅时刻想着为患者省钱，甚至有时候为患者贴钱。

　　１９９９年春天，已是八旬高龄的叶惠方，接诊了一位从外地农村赶来的患有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小患者。

　　小患者家贫无钱治疗。虽然小患者是假肛，大便失禁，可叶惠方却毫无怨言，将这一家三口带到自己的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一年后，小患者进行第二期手术，全家三口再次住进叶惠方的家，直到小患者痊愈。

　　回顾叶惠方的百年人生，奉献始终是她一以贯之的人生追求。

　　无论是长江之南，还是黄河以北，无论哪里发生严重灾害，她一看到消息，总想为灾区群众做点什么。

　　云南地震，她捐钱；内蒙古雪灾，她捐钱；山东旱灾，她捐钱。钱捐完了，她就翻箱倒柜，有什么就捐什么。实在找不到适合捐赠的东西，她就捐自己的被子、大衣……

　　１９９５年，老伴去世后，叶惠方从简办理丧事，却将抚恤金加上积蓄，凑够了一万元捐给“希望工程”。

　　２０００年，８４岁高龄的她乘坐３０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广州，将时值数百万元的祖宅捐给家乡中学。

　　几十年如一日，她坚持为“希望工程”捐款，甚至捐款的次数太多，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捐了多少。

　　有关部门要给叶惠方发奖牌。她婉拒：“我捐赠并不是为了奖牌，只是想让人们在接受一名老共产党员爱心时，发自肺腑地喊一声‘共产党好’！”

　　然而，这位老人的家，却是一个不能再简陋的家——

　　客厅里的老式桌子和两把椅子，是当年婆婆家给的；椅子座位的木板塌陷了，她垫上了一块小布垫；两个黑色的木箱，是她的爷爷当年飘洋过海到美国修铁路时用过的；一把白色的瓷壶，是上世纪６０年代的；而她睡的床，还是解放前的……

　　在叶惠方看来，授人以物仅供一时温饱，而启人以智则终身受用无穷。

　　直至前两年，年近期颐的叶惠方仍在义务英语教学。

　　有人算过，她免费教授英语的学生至少有５代人，８７岁高龄的著名骨科专家卢世璧院士就曾跟她学习过英语，就连电梯工也慕名前来求教，她从不拒绝推诿。

　　“教英语成了她唱歌之外最大的业余爱好。退休后，她不仅在医院教着五六个英语学习班，她学生的孩子每周也有好几拨来家里学英语，每次她都为孩子们准备好吃的。这样她觉得自己‘有用’。”这就是女儿王泽鸣眼中的妈妈。

　　１９８７年９月，叶惠方向医院党委递交了一封信。

　　信中，她提出将自己的１．５万元存款捐赠给曾工作过的妇产科，还提出一个特殊的请求：“当我病危时都不要进行无谓的抢救，浪费人力物力……将遗体捐给医院用以教学……”

　　２０００年，叶惠方脱下了白大褂，放下了听诊器。

　　“我年纪大了，看病慢，怕耽搁病人。”一句最简单的解释，背后却是对病人最大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