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工作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推动党的事业成功的制胜法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群众路线的践行上，创造出许多好的方法和好的经验，从而赢得了群众最衷心的拥护和最广泛的支持，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党中央选择的长征落脚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上有如下几方面的突出表现：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红军秉承了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重要工作，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生动局面。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土地革命、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边币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赢得了边区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也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在勤政为民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真心拥护边区政府，他们努力生产争当模范，积极参军参战，为支持边区、保卫家园作出重要贡献。苏维埃政府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与群众心连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西北实地采访过程中，曾感慨地说：“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向背》，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794页）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民心的向背，反映出苏维埃的影响已深深扎根于陕甘人民的心田。

　　懂得民众心理，关心群众疾苦，是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在边区的革命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以一种甘为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与群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他们常常深入到群众当中，帮助农民耕种秋收，盘腿拉家常，与群众一个烟袋锅里抽烟。刘志丹对陕甘边一带的地形、社会、民情等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称他是陕甘地区的“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叫他们：“老刘”、“老谢”、“仲勋”。传唱至今的数不清的陕甘民歌就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比如有这样一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杨正发编著《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看起来刘是解决民众吃饭问题，而其更有推倒民国之深意。可惜各级官吏视而不见。”（《秦风》1934年11月）历史证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党和红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着紧密的内在的联系。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创造出了合民心、顺民意的群众工作方法。苏维埃政府总是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因势利导，有效开展工作，保证了群众工作能够落到实处，迅速取得成效。在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创时期，习仲勋、张策等领导人采取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每到一个地方，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这些有组织有目标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蔡子伟：《南梁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5页）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苏区广泛建立了群众团体，“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雇农会等组织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张策：《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政府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等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