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关注进城务工人员文化建设

 　“我们只是知道他们为城市盖房子，却很少知道他们内心在想什么。他们要融入所服务的城市当中，要熟悉这个城市的文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曹幸穗说。在今年两会上，怎样才能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代表委员广泛热议的话题。3月7日，看到赠阅的本报刊发的《在都市丛林中寻找心灵家园——农民工文化生活拼图》特别报道后，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一步展开了对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讨论。

　　曹幸穗委员表示，现在遇到的最大困惑是，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工作了几年之后，回到原籍地去，因为生活习惯有所改变，当地人觉得他们是城里人，“打牌都不叫他们”，而到城里来，城里人又把他们当做乡下人。在文化认同感方面，是两边都不认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内心，他们很痛苦。”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许多早期进城的农民工都已在城市安家了，他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但由于户口没有得到解决，工作流动性很大，所以仍然在城市里找不到认同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中心主任朱乐耕说，人进了城，精神世界并没有进城，因为其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仍然在农村。

　　“室内活动多、娱乐消遣多，室外活动少、发展型文化活动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进城务工青年培训学校校长王元成谈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时这样说。他在调研中发现，全国2.4亿农民工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约为1亿人。作为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多元，但水平较低，存在文化生活缺乏内涵、质量不高、形式单调的问题。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较上一代农民工更强烈，也具备了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河北区政协副主席冯幸耘认为，有三个因素导致农民工缺少文化生活，“农民工工作时间长，从时间上制约了精神文化生活；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仍然较低，从收入上制约了精神文化生活；还由于工作单位提供的居住地比较偏僻，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无法方便地获取和享受有关公共文化生活，从环境上制约了精神文化生活。”她认为这种情况不仅制约着农民工自身的发展，而且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协调进步。

　　因此，冯幸耘委员建议，政府应该鼓励企业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各种文化设施，如阅报栏、棋牌室、阅览室等，积极组织开展适合农民工特点的文化活动；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让流动图书馆、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积极扶持农民工文化团体，组织成立“打工青年艺术团”，丰富打工者的业余生活；以财政投入为主设立农民工文化专项经费，为农民工购置文化活动设备和器材。

　　“他们难以享受城市的文化生活，除了经济和时间原因，最重要的是那些展览和表演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朱乐耕委员表示。他建议，要从国家层面重视传统的节日，并在节日庆典中开展系列的民俗活动，鼓励城市中的农民工们共同参与，并举行各种比赛活动。这样不仅让农民工们有了城市文化的参与感，还可以丰富城市的文化生活。其次是办好与农民文化相关的媒体，如报纸、网站、电视频道等。“河北省电视台办了一个农民频道，让农民们有机会在电视上表演自己的才艺、表达心声，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实实在在的时代主人。希望能有更多的农民艺术网站，电视、广播频道等，让更多农民业余艺术家找到表达自己才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可以欣赏到来自农民的艺术创造。”

　　“在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上，反映农民工生活的油画《小夫妻》获得了金奖，这是我们关注农民工的一种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尼玛泽仁说，农民工从边远的农村走到城市中来，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而他们的教育和文化享受却处于最贫瘠的死角，这是不对等的。

　　“以前，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描写一位留守在村里的老奶奶看到自己进城打工的孙女上电视时高兴的心情，于是创作了《进城丫头上电视》这幅作品，以呼吁大家关注这个群体。”尼玛泽仁说，他注意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学习条件和城里的孩子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特别关注这个群体，并对他们进行一些辅导、培训。他们是城市的新居民，他们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使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得到提升。”

　　“要注重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包括技术水平，因为技术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曹幸穗委员表示，从农民工本人来说，要正常地劳动作业就必须提高文化素养。他们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需要了解很多城市的生活技能和日常习俗里面的文化。社会要提供这方面的条件，比如要有农民工技术培训的机构，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包括农民工生活的社区都应该承担这种培训的责任。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建设，王元成建议，流入地政府应作为他们精神文化建设的责任主体，制定目标并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规划。加大群众性文化场所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优惠、免费开放力度。同时逐步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推动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为其精神文化生活消除制度障碍。除探索设立以财政为主的农民工文化活动专项经费外，引导市场生产和供给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使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愿意买、买得起、用得上。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仍需要有制度的建设和变革。” 曹幸穗委员说，比如解决户籍一体化、社会福利一体化等问题，要让在城市里服务的农民工从法律上、从户籍制度上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而不只是“农民工”。“什么时候这个社会不再有‘农民工’这个称谓，我们这个社会也就变得更加公平、和谐了。”(记者 屈 菡 王立元 实习记者 张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