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多会伴随着文风的变化。这也好理解，文章、讲话、文艺作品都是表达思想的，形式要服从内容，表现内容。一个人在戏台上穿戏服，在球场上就穿运动服，服装随着动作内容变。十八大召开后，各方面的工作都期待一变，文风亦有一变。

　　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从历史上看，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上而发于下，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群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如宋玉所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

　　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所以，党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清算”和反对“党八股”。

　　远的不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三次大的文风问题。一是1958年及之后两三年的浮夸之风，“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众所周知的口号，报上登亩产几万斤，机关炼钢铁，公社办大学，文艺作品口号化。二是“文革”的极“左”之风，当时整个社会处于个人迷信、政治癫狂的状态，报纸成了政治传单，文学作品“高、大、全”，舞台上只剩下样板戏。三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文风了。习近平同志概括为“长、空、假”，他说：“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浮”、“左”、“假”，这是我们60多年来的“文风三痛”。正如恩格斯所说，人对自然的每一次破坏都要遭到报复。1958年的报复是饿肚子、死人；“文革”的报复是国家濒临崩溃；现在“长、空、假”的报复是社会信任的危机，社会向心力的削弱。所以，十八大选举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疾呼整顿文风，当然也还有其它方面的工作作风。

　　文风，望文生义，一般地可以理解为文字之风、文艺之风、文化之风，凡是经文字、语言、艺术等手段之传播而成为一种时尚的，都可以算作文风。文风的范围可分为三大类：与政治、行政关系密切的文件、讲话、会议及政要人物的文章、著作；大众传媒中的文字和节目；出版或上演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文风与社会政治走向，特别是与主政者的好恶关系极大，所以文风的倾向最先反映在与施政相关的第一类文字中，再从第二类到第三类。

　　“长、空、假”的要害在“假”。1958年吹嘘经济方面的高产，“文革”歌颂“红太阳”，连毛泽东听到钱学森的理论推算，都相信土地能够高产。“文革”后期曾有“牛田洋”事件，一群军垦大学生和战士手挽手迎向海浪，相信下定决心就能争取胜利，其结果是全部葬身大海。这当然是一幕悲剧。现在与过去不同，有些人学会了伪装、弄假。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没有了“天真”，却假装真诚；没有了“迷信”，却假装服从，这种“假”，无疑更可怕。

　　“长”和“空”是为“假”做掩护的。习近平同志说：“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为什么开长会、讲长稿、发空文、争版面、抢镜头及急着个人出书呢？是在作秀，是装着在干活，要弄出点动静来，好显得有才、有政绩。有的地方的干部，已在位的树碑立传，未到位的借机要官；没有政绩的玩花架子遮假，没有真本事的靠秀才艺壮胆，把工作、干部、群众都绑架在他借公谋私的战车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这些“长、空、假”的干部从心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解决问题，而是在为自己捞资本。工作为轻，我为重，工作都是假的，文风焉能不假？

　　这种“长、空、假”的文风怎么治呢？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风是末，官风是本。治文风要先治党风、政风，特别是官风。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文风问题上下都有，但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要增强党性修养。坚持以德修身，努力成为高尚人格的模范。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

　　纵观历史，每当一种不好的文风得到治理时，社会也就大大前进一步了。我们期待着。（梁衡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