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问题，是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一个问题，而且周期性不断地出现。比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白话文运动，胡适、陈独秀都很尖锐地提出过文风问题；然后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一直到今天，中央最近提出的八项规定，其中有两条都直接和文风有关，像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等。这个话题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的党，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党，我们很难设想美国共和党、民主党，日本自民党，能这样尖锐地提出改进文风的问题。

　　文风问题非常重要，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研究。我们查阅资料，在期刊杂志上，标题中包含“文风”的文章，粗略估算，80%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比如说晚唐政治与文风，15%是讲新闻行业的文风问题，还有5%谈论的是其他内容，真正从理论上深入讨论文风问题的几乎没有。这么一个横跨面广泛、周期性出现的重要问题，我们恰恰缺少研究，这也反应了我们学术界在文风、学风上确实有严重的问题。

　　什么是文风？粗略地下一个定义，就是行文的一种作风。文风不是风格，因为风格无所谓优劣，风格是“二十四品”，雄浑、淡泊都是风格，无所谓高下，但作风有高下优劣。从历史上讲，五四白话文运动第一次正面提出文风问题，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讲文学八事，第一个“需言之有物”，第二个“不模仿古人”，第四个“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讲文风问题。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大清亡了，科举制也早废了，原来承载文言的社会群体，也就是士大夫阶层已经消失了，这时候文言成了一种语言僵尸，但是它在书面语言领域仍然占据霸主地位，这不正常。而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已经换代，从士大夫阶层转换成留学生群体，以他们为主体形成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语言上一定要变革。但是，这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白话取代文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洋八股，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特别强调“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针对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第三国际的洋教条对中国革命的干扰。毛泽东第一次谈文风问题，是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六届六中全会主要针对王明，王明回国对抗战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扰。所以，当时的文风问题也是和党的领导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延安整风开始，奠定了一种新的文体，可以叫做毛泽东文体。多年前《读书》杂志上刊登过龚育之写的一篇文章《毛与胡适》，说胡适讲过，共产党里面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我们今天读毛选，那些文章还是那么生动活泼、酣畅淋漓。这一文体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按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里的说法，至少三代：从抗战初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三八式的一代”，到四五十年代“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但是，这种文体经过几十年发展演变，也出现了程式化、泡沫化的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字报的特点是以势压人、盛气凌人，重立场、重结论，轻事实、轻逻辑。这种文风到“文革”后期已经让大家深恶痛绝，所以“文革”结束后的文风呈现出一股清新之气。但是，8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学科领域，又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影响大的学者，往往也是洋八股习气严重。其中的原因，主要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失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严重丧失。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心目当中总是或隐或显有一个范文、一个样板，而一些学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欧洲学者、美国学者。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条，洋教条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丧失。所以，要改进我们的文风，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

　　经常看到内地一些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主持人用闽南腔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这样才够范儿，如果用本地的口语主持时尚娱乐节目，似乎会非常搞笑。学术领域也一样，为什么要洋腔洋调呢？就是因为似乎那样才是学术，特别是因为谈论的问题是从欧美照抄照搬过来的，言说的对象也是所谓国际学术界。似乎纯正的汉语就不是学术。许多当代艺术作品，根本没什么思想、创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测，让大家看不懂，这就是《反对党八股》里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祝东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