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从我国现代文化发展史来看，每一次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大迸发，都伴随着文风的大变革。文风革新，不仅在形式上解除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形形色色教条的束缚，而且也使人们的思想摆脱重重羁绊，获得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解除的是古教条，废八股，去陈辞，弃文言，兴白话，文风变革使新思想新观念得以涌入，新价值新思维得以生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上世纪40年代，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其内容之一就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这一文献中指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反对党八股主要就是反对当时在党内不少知识分子中泛滥的洋八股和洋教条。洋教条的拆除，使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联系群众成为时代新风。在文化生产领域，更是开辟了人民文艺、人民文化的坦途。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着力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改进文风这一举措，必将有力地推动文化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贴近群众、深入民间，进一步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在作为文化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同样亟须破除新的教条主义，特别是新的洋教条主义。

　　对于洋教条，鲁迅说过，它“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在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文风问题的发言时，曾为洋八股画像：第一股：知道得少而说得多，不下笔万言，似乎就不算高才；第二股：文字晦涩，读之头痛；第三股：字句越别扭越好，思想越不明确越好，引证越多越好，自己的明确意见越少越好；第四股：公式化与概念化；第五股：看不起普及工作，看不起通俗作品；第六股：说洋话，这就是现成的话不说，硬学外国人说汉话的样子；第七股：只顾文字花哨，不顾逻辑；第八股：好用不必要的土话。应该说，这些归纳，多数方面也是符合今天洋教条的文风特征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教条化文风表现在形式上，对于理论文章而言，好一点的是以理论去解读理论，只有理论而无生活；差一些的是以义瘠辞肥的空话套话去解读理论，既无理论又无生活。在一些学者看来，一个时期以来的部分学术文章得了母语失语症，语言方式西方化倾向明显，离开西方那套学术话语体系，就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文体表达形式上则形成了一种翻译腔（或称译文体），即本不是从外文翻译来的文章，可表达形式、话语方式却似蹩脚的译文一般生硬、拗口而晦涩。如果说在上个世纪早期，白话文刚刚孵出，人们“别求新声于异邦”，把“欧化语言”看成丰富白话汉语的主要路径，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汉语已经比较成熟和比较发达，已足够能表述各种复杂深刻的现代思想，这时还以翻译腔或译文体来写作，其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就格外突出了。台湾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就指出：“貌似‘精确’实为不通的夹缠句法，不但在译文中早已猖獗，且已渐渐‘被转移到’许多作家的笔下。崇拜英文的潜意识，不但使译文亦步亦趋模仿英文的语法，甚至陷一般创作于效颦的丑态。长此以往，优雅的中文不要沦为英文的殖民地？”

　　教条化文风，表现在内容上，就是对自己认定的所谓理论或学术权威的仰视、攀附和膜拜。对权威们，特别是洋权威的理论或学术观点无条件地认同，并把这些观点囫囵吞枣地搬移到自己的文章中，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本依据。在实际情形跟权威理论相龃龉的地方，就削足适履、杀头便冠；宁可牺牲事实，也要维护权威。比如，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在文化发展观上对后现代主义的全盘接受，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对新自由主义的虔诚顶礼就是如此。人们之所以把包括这些观念在内的观念舶来品称为洋教条，主要就是指它们对于人们思维的束缚。这个束缚表现在，这些观念在一些人那里形成了一种权威，而中国的现实实践和现实发展状况（包括文化发展状况）在这些华而不实的抽象权威面前，被粗暴地践踏了。

　　文风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文风。我们说一篇文章很教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指，写文章的人的思维被一些教条化的思想观念给束缚住了。教条化思维的主要倾向是不问实际，观念先行，观念至上；这个观念不是从现实实际中来的，而是从本本上得来的。这缘于一种风气，即写文章，不是去研究现实，去发现现实问题，并努力去回答，而只是去研究本本，研究前人的本本，研究权威的本本，研究外国人的本本，等等。而且，他们学习前人、权威和外国人的本本，不是为了帮助自己去研究现实，而只是为了自己写文章，只是为了形成唯书、唯上、唯洋的仰赖权威的话语。这样，那些舶来的观念、方法就会成为教条，束缚人的创新思维，如此舍本逐末写出来的文章就必然会充斥着教条主义文风的腐气。

　　显然，这种洋八股问题的实质在于脱离实际。因为脱离实际，所以这样的文章愈多，就对现实愈有害，愈会蒙蔽读者，愈会妨害文化创新。比如，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讲究人文关怀、讲究人道主义，这似乎是不少西方学者所引以为傲的学统，如果我们的学者也如他们那般，只是在本本中讲究，在理论中讲究，在观念中讲究，甚至认为只有认同某种西方理论观点才会有人文关怀，反对或不同意西方某个理念就是不讲人文关怀，对中国的现实和现实问题则完全忽略，这种排斥现实的关怀方式无疑是虚伪的，也是狭隘的。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法宝，而把自己困于书卷之中，关进远离本土现实的抽象观念的思辨之中，作茧自缚，那么，就只能是拾人牙慧或做刻舟求剑者的后人了。

　　因此，面对洋教条，改进文风的核心要求应该是永远中国化。这一要求可以分解为如下四个方面：一要时代化，找准自己所处的时间坐标。二要本土化，找准自己所处的空间坐标。三要民间化（也可称为大众化），因为人民群众，尤其实践着的基层民众的状态、倾向和愿望，是时代和现实的本质所在。民间即实际，没有民间，时间和空间就都是抽象的；民间化，其实也就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过程，没有民间化，就没有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四要民族化（也可称作主体化），要有中华民族的精神、作风和气派，民族化要求我们对待外来的思想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始终坚持拿来主义，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外来文化丰富我们、补充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文章和著作才能深植大地，根深叶茂，我们的文化才能充满不断创新的顽强活力。（马建辉 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