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内著名的笔杆子，胡乔木一生起草、整理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要文件和历史文献。毛泽东曾夸奖他说：靠乔木，有饭吃。邓小平称他是“党内第一支笔”。胡乔木的文章为什么能够引起这样的反响？重读他对写好文章的论述，对于当前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章仍有借鉴意义。

　　写文章要树立科学的态度。在胡乔木看来，写文章是为了使群众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了动员群众，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写的文章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让党早下决心，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发动群众，使群众懂得各方面的利害，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去做。”所以，写文章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科学态度是优良文风的基础。有了科学态度，我们才谈得到优良的文风。八股就是与科学态度相背离的文章，讲来讲去，“每一句话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都是一些概念的重复。什么道理也讲不出来，什么问题也不解决”。文章形式千篇一律，内容空洞无物，害人不浅。所以，胡乔木主张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优良文风，对待所要论述的问题，无论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批判别人的观点，都是采取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总是经过严密的分析、严格的推理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写文章首先要讲辩证法，同时还要讲形式逻辑，两样东西并用。

　　应当打破一切固定的模式。他形象地将写文章比作盖房子，“一个建筑要有材料，有结构，整个建筑还有设计。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要看如何布局、设计，是否经济、合理、实用”。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当时报纸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只谈上层人物的活动，或者登载仅供消遣的社会新闻，但是很少涉及广大群众的生活。报馆每天收到不少的稿件，多是千篇一律刻板生硬的稿子，写什么都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实际上是“自己在地上画了圈子，让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比如，“写除草一定是从下雨开始。写三三制一定是党员退出，党外人士补遗。写学习，一定是情绪高涨，但有缺点”。这样，生动有趣的材料就被固定的格式束缚住了，写文章变成了公式化，没有了新鲜活泼的思想。

　　在他看来，文章要写得生动，文气就要有起伏，有变化，有正面又有反面，有抽象又有具体，有陈述语气又有疑问语气。他说：“文思不活泼的人，应该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那汹涌澎湃的波浪，给人一种生命流动的感觉。我们的文章里，应有波涛，有悬崖，有奔腾，有冲动，有激情。”当然，他也认为别人的好文章，必须读，必须学习研究它的结构，但任何好文章的结构都不能硬拿来自己用，写文章不能公式化。文章的结构，应根据每次是说什么话，对谁说话而有所不同。正如裁缝师量体裁衣一样，“最好的裁缝师，不是用衣的样式硬套在人的身上，而是根据人的身材，决定衣的样式”。

　　文章的内容要充实。胡乔木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文章最要紧的莫过于内容。要充实文章的内容，把文字写好，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材料，二是用什么语言来写。而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一篇好的文章要应做到“新”“实”“小”“清”，即材料新、语言实、题目小、对象清。

　　材料新，就是文章内容要有新东西。在他看来，写文章就如同给朋友写信一样，非有什么话告诉别人不可。“每次有每次不同的问题，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语调”。因此，写文章就不能照抄别人的意思或词句，如果把别人说过的话拿来再重复一遍，就好比是鹦鹉学话，令人生厌。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从丰富的群众生活中去发掘材料。他把群众生活比作广阔的海洋。他曾告诫记者：“只要依靠群众的海洋，稿源是不会枯竭的”，“光会写文章是不顶事的，光有一套新闻常识也不够，一定要熟悉群众的生活和群众的心，熟悉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这样才有指望产生出合乎人民需要的第一流记者”。

　　语言实，就是要写得具体细致。他认为，有些文章之所以让人读起来摸不着头脑，往往是因为喜用抽象的名词来说明事情，这些话过于笼统和空洞，就好像雾中看人，若见若不见。而用具体的事情来说，就好像看见人的面貌，听见人的声音，使人觉得真切实在。比如，“只说某人在学习中有了进步，就不如说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样，现在做工作是怎样，以前看问题是如何，现在看问题是如何”。当然，写文章也不能老板着面孔说些枯燥的话，要写出一点趣味来。文章里要有适当的幽默。他把这种幽默比作是一种风，“这个‘风’不是冬天的寒风，也不是夏天的热风，而是小电扇扇来的风。这种风可以把人吹得清醒过来，使人感到舒服”。因此，我们对所写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轮廓的、漫画般的观察，必须有仔细的研究和周密的考察。

　　题目小，就是把题目范围定得小些。他非常讲究文章标题的重要性，认为制作标题如同画龙点睛。“如果用‘画龙’比作写文章，用‘点睛’比作制标题，是非常恰当的。龙身画得好，龙眼点得好，这条龙就活了起来。否则，龙身画得再好，而龙眼点得没有神，就是一条死龙。”所以，他不赞成写文章定大题目，认为“题目大了，侧面也就多了，内容也就复杂了。假如自己对于问题没有真知灼见，自然就要拿别人的旧话来凑数。这样不就成了万金油八卦丹之类百病皆医而又一无所医的东西吗？这样又怎能使文字写得不枯燥、不呆板、不奄奄无生气呢？”相反，如果题目范围定得小一些，就容易把问题说明得深刻精到。

　　对象清，就是动笔之前首先要弄清楚说话的对象是谁。我们写文章是为了给人看的，给什么人看，要使人看下去，应该捉摸一下，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也就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他主张，写作的时候，就像自己面对着读者说话，就要弄清楚听话的人“他们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什么，想着什么事情，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我们才能用他们的语言，去打动他的心弦”。只有这样，我们说出的话才会亲切有味，而不是隔靴搔痒、枯燥无味。他说，文章写得长，写得短，写得详细，写得简单，要加解释，不要加解释，都要看人家了解的程度，什么文字要多加工，什么文字可以少加工，要看对象。如人代会上的报告一般少用难懂的话，否则人家提出来还得解释。

　　写好文章需要长期锻炼培养。胡乔木是人们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之所以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就，除了天赋的条件，更多的还是靠勤奋和实践。他勤于读书，善于思考，坚持联系实际钻研理论。他读书之多、知识面之广是少见的。正如朱镕基同志所说的，“你跟他说话，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

　　胡乔木一生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笔，他为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大量的文件、报告、讲话、指示，写过大量的理论文章、新闻评论。1958年，胡乔木和夫人谷雨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向谷雨谈起胡乔木写文章的事，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划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在外人看来，像胡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据谷雨回忆，胡乔木的文章也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正如胡乔木所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当然，优良文风不能仅仅从写作过程本身来解决。胡乔木认为，一篇写得好的文章、作品是作者对他所要写的东西作了长时期深入观察的结果。有的文章是需要很快写出来的，而且可以写得好，但那并不是作者在一个晚上就把写作的本领都准备好了，而是长时期锻炼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