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五言古诗《偶题》开门见山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见古人对著文著诗的严格要求。不过，历史和后人并没有完全理会一代诗圣的体会和期许。自明清两季把八股文用作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后，八股文就灌进了中国的官场和士大夫的骨髓里。虽然，满清末年废了八股的科举并开始了新学，但是作为很长时间里一种可以让人登堂入室的秘笈，不可能就此没入到历史的深处。到了新文化运动过去了若干年的1942年，出自“草根”但已居高位且文章过人的毛泽东，对日盛一日的党八股，愤怒地写下了《反对党八股》。但是，我们依然遗憾地看到，历史和今人也没有理会《反对党八股》的期许。八股文照做，党八股照写。

　　何谓“党八股”？按照《毛泽东选集》注释所说，党八股即是“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的文章，而且党八股与旧时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一样。今天，我们读到的许多官方讲话、许多官样文章，与这样的判断和界定一样。譬如，上级提出要“全面奔小康”，于是我们就可能看到无论出自某会议上的报告或重要讲话，以及图解此话的印刷文字，在“奔小康”的大标题下，张三会写奔小康“要”一、二、三、四，李四就会写“要”一、二、三、四、五、六、七。不仅如此，有些讲话和有些印刷文字大标题套小标题，那则是讲话或重要讲话的“公式”。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讲话、这些文字大多出自秘书或秘书班子。有时真难为了写这种文稿的秀才们，因为秀才们得按照讲话人和文稿署名者的意思，挖空心思、搜肠刮肚，逐一罗列展开，把文章弄得工工整整蔚为大观。不这样，文便不能成文；不这样，领导便没有水平。我的一位办地方党报的朋友多年前对我说，办这样的报纸说难办也难办说好办也好办，特别是头版。我问原由，朋友说，难办是领导换了怎样可以尽快跟上新领导的思路和好恶；好办就是不折不扣地按领导的意思办。

　　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当下的“重要讲话”或“重要文章”都如曹丕所说的，文章都做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至少应有对得起百姓和对得起自己的“寸心”。但党八股却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寸心”。也就是说，这种讲话和文章，大都以训导者身份，伴以所谓先进理念、前瞻、战略、策略等，洋洋洒洒，铺陈敷衍，全然不顾听众和阅读者的感受，没有真情，没有老实话，没有平常话。这种当下司空见惯的文章，让笔者想起周作人关于八股文的批评。周作人说，中国文化的遗产里有“四种特别的东西”即“太监、小脚、八股文和雅（鸦）片烟”。周作人对四种“特产”都给予过批判，尤其对八股文，周作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秦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今尚八股以愚黔首。”在周作人看来，刻意写八股文的，其实质就是愚弄百姓！这话过去了七八十年，但在今天看来，依然显现着它的锋芒和它的深刻。

　　当下，在一些领域，写八股文、讲印刷体的吃香，讲真话讲平常话的遭白眼。其实，我们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反对党八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党八股却如此执拗和如此有“生命力”地在当下流行，原因就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说到底就是高高在上与民众格格不入；形式主义说到底就是从面子上从形式上把所有的方面弄得周全而自家没有责任。党八股正好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说话作文“滴水不漏”，办事做事刻板成规。就像八股文要求的那样，破、承、起、转面面俱到。在太监、小脚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感叹“深恐正如八股虽废而流泽孔长也”。周作人讲这话时是1934年，于今已近80年。但是，我们却无奈地看到，21世纪的当下，八股文以及变种的党八股，依然“流泽孔长”呢！（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