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编者按

　　文风关乎世运，世运隐于文风。文风不仅是语言风格和个人喜好，更折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尚，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环顾时下思想文化和理论学术各领域，文风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就必须革除文风积弊，自觉养成清新、质朴的文风，走进实践大课堂，读懂生活的教科书，把群众当成最好的老师，不断在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前行。本报今天特邀请不同领域的四位专家就当前存在的文风问题、改进文风的重要性及如何改进文风等进行对话，以期对解决问题有所助益。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户华为 王斯敏

　　嘉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陈 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刘跃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建军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首都文明礼仪研究基地主任 万安伦

 

 

万安伦

　　文风关涉党风、学风、思想作风和社会风尚

　　主持人：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倘若某个国家的风尚变得躁动，并堕落为享乐，那就意味着言辞很快会沾上这种优柔寡断、娘娘腔的习气。”文风背后是思想，思想来源是实践，因此文风改进其实是一个切入点，背后有着广阔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错综复杂的实践问题。那么，改进文风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万安伦：如你所言，改进文风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一，文风深刻关涉党风。“改文风”不只是“改文字”，需要改进的是党员干部一系列的工作作风。只有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亲近群众，在工作上贴近群众，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风，使我们的文章不仅具有大地的质朴，同时也具有泥土的芬芳。

　　其二，文风深刻关涉思想作风。文风既是文字风格，也折射着文章品质和作者品格。我们必须从食洋不化、泥古不化、言之无物、冗长沉闷、刻板俗套的思想方法和文章风格中走出来，学会使用人民群众清新朴实、言简意赅、活泼生动的语言。

　　其三，文风深刻关涉学风。抱着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学风，而有什么样的学风必然会有什么样的文风。学习态度端正了，知识积累扎实了，肚子里装的东西越来越多，才能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地写文章。反过来，好的文风也会促进学风的改进和提升。

　　其四，文风深刻关涉社会风尚。好的文风，往往反映高效、务实、俭朴的社会风尚。宋人韩琦赞扬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对当时社会风尚的积极影响：“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优良的文风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刘跃进

　　刘跃进：“文者，贯道之器也。”传统观点认为，文为载道工具，因此与政风、世风密切相关，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在中国文学史上，每次文学高潮的掀起，都与当时作家、文论家、思想家们对文体、文风的思考有关。因此，中国古代崇尚风雅，倡导风骨，对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问题格外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文风的变化，考察一个时代的政治得失和民心向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唐代诗人刘禹锡则概括为：“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可见文风的确关乎世情兴衰、关乎民心向背。

　　陈晋：文风问题从来不是小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第一个提出，学风、文风是党的作风，因而也是党风。延安整风的目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实现党风的改变，实际上就是从改造学风和文风开始的。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学风文风的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经过整顿，人们清楚了，学风文风的背后，是精神状态，是思想面貌，是共产党人说话办事的风格，传达的是共产党人干事业的形象，反映的是共产党人和实践、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程度。作家王蒙在自传里讲到一件事，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前者“官声官气”，“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这种新旧社会转折之际的对比，今天看固然是一个特例，但它警示的文风问题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

　　习近平同志2010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这段话，把文风与党的作风形象之间的逻辑关系，讲得一目了然；把文风问题的重要性，也讲得一目了然。今天强调改进文风，有现实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在政治上，关乎我们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贯彻程度。设想，如果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原样照搬书本和文件的话，用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武装头脑，进而运用和贯彻于实践，便打了折扣。改进文风，在思想上关乎我们在学风建设和理论创新上的能力。设想，讲话写文章，表达的不是自己的观点，翻来覆去都是似曾相识的内容，以不变应万变，像是一个模子框出来的，或者是别人怎样讲，自己就怎样说，哪还有想问题的动力，提观点的可能。改进文风，在实践上关乎我们在工作中是不是深入扎实。设想，不了解实际，不面对问题，不想方设法去推动工作，讲话写文章自然是套话多，空话多，难免不合实际甚至违背规律。改进文风，在感情上关乎我们尊重群众、联系群众的诚意和态度。设想，讲话写文章，不看对象，不分场合，总是挟带官气，那就是没有针对性，缺少和听者读者交流的诚意。凡此等等，都关乎我们党的作风和能力，关乎我们党的形象和威信。

　　刘建军：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觉得文风并不只是文字表达形式问题，更不只是个人文采问题。事实上，它与理论的内容，与作者对理论内涵的理解有着密切联系。文风体现的既是一种文字能力，也是一种思想能力，事实上还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和态度。理论工作中存在的文风问题，一是态度问题，二是能力问题。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态度问题，一个作者是否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为千千万万群众着想，其行文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而且，这种态度中也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态度问题，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的文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和品格。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会有正确的态度。

　　主持人：其实文风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刚才几位也提到了，古人就常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以载道”等等。回顾我国传统文化，先贤大儒是如何看待文风问题的？

　　万安伦：曹丕就曾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关于文风问题，古代许多先贤大儒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上文提到的欧阳修不是个例。大家最为熟悉的“唐宋八大家”，其实就是改良文风的八大名家。“文起八代之衰”是苏东坡对韩愈改良文风历史功绩的高度赞誉。为什么说自东汉以来文风衰落颓废了呢？主要是因为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凡为文必须“骈四俪六”，内容上大多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形式上讲究对仗工整和声律协韵，甚至不惜因文害意，误入形式主义歧途。韩愈、柳宗元奋起抗击、革新流俗，“三苏”等前赴后继，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形式华美而内容空洞的时文风气，使健康文风成为文坛主流。而后的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等都是文风改良的优秀继承者。

　　刘跃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风向来是一个重要命题。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用植物来形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在王充看来，心中的“实诚”是“文墨”的根株，文实相符才是好文章。他写《论衡》便体现了对社会的深刻认识，目的在于改造社会。

　　好的文风，首先来源于作者之“诚”。古人说：“修辞立其诚”。胸襟气象，是做好文章的第一要义。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撰文著书，要说真话，要有真知灼见。同时，还要有真情实感，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具有这样的品格，才会有好的作品。朱熹说：“文从道中流出”，“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有道则正大，不待经营便有好文章。曹操的文章，不加掩饰，一改东汉末华丽不实的旧文风，开创了个性鲜明、简洁务实的新文风。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所以曹操的诗文才能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

　　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文风改良的大师

　　主持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事实上，毛泽东、邓小平等我们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不仅高度重视文风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他们的很多作品本身就是改进文风的典范，请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万安伦：我感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是文风改良的大师。马克思指出，当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工作有了数字，就接近了科学。用数字写文章乍看起来比较枯燥，却是一种最接地气、最务实求真的朴实文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都是非常朴实无华、明白晓畅的。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演讲中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并列为延安整风的三大内容，号召全党抛弃党八股，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章写作和表达方式。毛泽东本人就是这种生动活泼文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此后，“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解放区乃至全国蓬勃展开。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小平同志倡导“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党风、学风和文风的具体体现。陈云同志也曾经说：“开会不要开死人”，表达了对开会讲空话套话的极大不满。

　　刘跃进：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古为今用，号召人们要充分地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延安整风时，他特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强调要整顿学风，整顿文风，整顿党风。毛泽东引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号召全党同志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自己也身体力行，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字，表达深邃的思想。如他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件《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等，高屋建瓴、精辟透彻，给我们树立了典范。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端正党风，要从端正学风做起；端正学风，要从文风做起。“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

 

 

陈晋

　　陈晋：重视文风，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是我们党改进文风的典范。比如，毛泽东讲话写文章，不拘一格，有力度有温度；邓小平讲话写文章，平白朴实，直截了当，简洁明了。两种风格，都有个性，一看就是他们写的，一听就是他们讲的，都体现了我们党提出的“文风三标准”：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不仅国内这样看，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感受。比如，1961年6月，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对瑞士劳动党总书记沃克亲自校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法文译稿表示感谢。沃克回答说，这是他有兴趣和喜欢做的一件事，因为“目前各国党的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谈问题都是一般化，不能摆脱已形成的公式，唯有毛泽东同志具有独特的风格，问题写得生动、细致。”

　　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文风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想有三个原因值得注意。

　　第一，态度上很真诚。讲话写文章，是敷衍应付，还是要说点自己的认识，这是决定有什么样文风的起点。不良的文风，诸如那些面面俱到、离题万里之“长”，那些照抄照搬、不触及实际之“空”，那些堆砌概念、言不由衷之“假”，究其原因，首先就是在讲话写文章的起点上输了一着。“修辞立其诚”，长空假文风的典型标志是看不出自己的话，这对别人不仅是一种折磨，而且让人觉得你说话写文章没有诚意，对听者读者也是一种轻慢和冒犯。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文章，之所以一看就是他们的，首先是他们谈的是自己的观点，表达的是自己的智慧，甚至挟带有自己的个性与感情，因此，他们的文风很有生气，有个性，有感染力。对此，毛泽东1964年1月8日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宣传问题时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总之是提倡我口讲我心，我手写我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邓小平的大量著述，都是口头讲出来的，你不能不说是经典。

　　第二，内容上重实际。毛泽东、邓小平同志讲话写文章总是着眼于实践，不是为讲而讲，为写而写，而是讲于所当讲，写于不得不写。讲、写之前，对形势发展有自己的判断分析，对问题和矛盾有自己的研究，对推动实践工作有自己的考虑和期待，这才去讲，去写。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名篇，无不是因应实际、推动实践而写。即使是《矛盾论》《实践论》这类纯粹的理论论著，也是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倡导新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同志的两篇重要长文，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92年的“南方谈话”，都是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讲出来，写出来的。他们的讲话和文章，听起来读起来很解渴，关键是紧扣了实际，内容很实在。毛泽东对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一个很准确的评价，他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总之，“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第三，风格上看对象。讲话写文章，总是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还要面对不同对象。不同对象有不同的要求，听讲或阅读有不同的接受习惯。因此，一个人的文风未必是单一的。毛泽东同志很注意这一点。年轻时他办报刊，包括他在战争年代亲自撰写的一些新闻报道，文风活泼辛辣，酣畅流利；如果对象是老一辈党外民主人士，则文辞典雅，陈义高古；面对青年后辈，亲切自然，平白朴素；在正式大会上，精心准备，力求高屋建瓴，入情入理；在党内小范围会议上，放得开收得住，讲得透抓得准；写读书批注，直率本色，不掩性情；写批示常常由此及彼，态度鲜明；写政论，气势磅礴，神气昂然；写理论文章，有论有据，醇厚自然。这些不同风格的背后，表达的是尊重对象，真诚交流，追求的是让人听得进，入脑入心，有所思，有所悟。

　　形成“短、实、新”的文风任重道远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改革发展大业、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采取一系列措施，下决心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促进我们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变文风有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他犀利而又易懂的语言、形象而又深刻的比喻、平实而又真诚的风格，也起到了高位引领作用。请谈谈您的理解。

　　陈晋：在改进文风的问题上，习近平同志高位引领，为话风文风的改变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这是有耳共鸣，有目共睹的事。事实上，习近平同志2010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讲话，就明确指出了不良文风的几种表现，造成不良文风的各种原因，改进文风的具体办法和努力方向，成为我们今天推动文风改进的“路线图”。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同志率先垂范，讲话写文章，真诚平实而又犀利新颖，把人们心中有或心中无的东西，清清楚楚而又生气勃勃地表达出来。这背后，既折射出领导能力和执政风格，更反映出观察世界、引导实践的胸怀境界和认识水平。

 

 

刘建军

　　刘建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风问题，号召全党同志改进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文风不是小事，改进文风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高，对传统文化很熟悉，又有文学爱好和传统文化功底，他的许多新话语新概念，都很新颖易记，并迅速成为热词。他经常引用传统文化的格言警句，贴切自然，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他还擅长打比方，用生动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令人耳目一新。现在，他的语言风格已经对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万安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进文风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见成效。一是短。力求简短精炼、重点突出；二是实。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三是新。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有新思路、新举措、新语言，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同时强调，弘扬优良文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总书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自己说话、写文章，都是用老百姓的语言，像“打老虎”“拍苍蝇”“发扬钉钉子精神”“打铁还需自身硬”等等。有时还运用当下流行的网络语言，像“点赞”“蛮拼的”等等。这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大白话大实话，对于改进党风、学风、文风、会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的传播和落实。

　　主持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我们在理论宣传、学术研究等领域还存在哪些文风问题，有何危害，如何进一步改进文风，并以此为抓手全面改进作风、推进工作？

　　万安伦：毋庸讳言，当前理论宣传和学术研究上确实仍存在比较严重的文风问题。比如食洋不化，模仿欧化的长句，玩炫目的概念，片面追求新异奇特的现象。又如内容僵化，“假、大、空”“长、泛、水”“僵、硬、旧”等内容僵化的文章大行其道。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的传播环境下，受众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一些媒体和学者的思想理念、文化生产方式落后于时代，加之对“走转改”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执行不彻底，都可能成为改进文风的“高门槛”“绊脚石”。换句话说，理论通俗化、大众化的时代使命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迫切繁重。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歌手鲍勃·迪伦，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他的原创歌词，让我想到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和合乐歌唱的宋词。用群众话说群众事，这是改进文风的题中之义，也是改进思想作风的现实路径。

　　刘跃进：文风问题由来已久，积弊较深。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庸俗主义的文风表现得比较突出，繁缛、华丽、冗长、沉闷。究其实质，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脱离了社会的发展。在学术界，项目体、学位体盛行，穿靴戴帽，堆垛学问。有的作者故作高深，把文章写得晦涩难懂。有的论著或贩卖西方概念，用文法不通的欧化句子唬人，或掉进传统书袋子，专门挑些生僻少见、生拼硬凑的字眼。这类著作通常有个共同的毛病，即大搞繁琐哲学，添枝加叶，看似内容丰富，其实言不及义。结果，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在文化艺术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一些创作，以功利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无病呻吟，缺乏真情实感，为作而作，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还有行政公文，也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长、空、假”的问题。有些文件洋洋洒洒不着边际，套话官腔连篇累牍，枯燥乏味，死气沉沉。

　　改革文风，首先要求作者在方法论上客观准确地认识世界，并在实践层面指导自己和广大读者。只有深入实际、了解民情，才能掌握老百姓的语言，才能写出触及本质的文字。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如何触及事物的根本，就是要经过群众的实践，以及在群众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知识，也就是认识、观察、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文风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从思想上入手，解决为什么人写作的问题。我们必须走向社会，深入基层，贴近百姓，了解民情。经过实践洗礼的文章，一定会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当然，扭转不良文风，不仅仅是文化界的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净化整个社会风气相联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刘建军：从理论界的情况来说，文风问题首先表现为语言晦涩难懂，对理论表达的通俗性不够重视。理论研究当然需要严谨的学术化表达，但学术和通俗并非不能兼得。深刻不一定晦涩，通俗不一定浅薄。真正优秀的理论作品，应该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清楚明白的文字表达相统一的。其次是欧化式表达，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在这方面，我们要增强学术自信和自主，在借鉴西方理论话语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我们自己的理论语言和话语体系。再次是简单照搬文件语言，不能贴近群众的接受能力和习惯加以生动活泼的转化。文字功夫当然是长期积累和磨练的结果，但只要我们真正重视起来，并自觉地去锤炼自己的文字表达，就会不断有所进步。

　　陈晋：当前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我们的理论人才队伍远比过去大多了，干部的文化水平比以前普遍高了不少，研究问题的思想资源和思维素质也比以前丰富和深刻了。大家的条理分析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不可谓不强，说事情，讲体会，谈观点，都能捅出个一二三，但是，真正有创见，让人亲近的东西总感到不足，文风问题仍然不很理想，甚至让人有些头痛。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理论研究文章难免运用大量概念。运用概念，讲究逻辑推演，确实是理论研究文章的特点，但也要看概念、逻辑与实践的关联对不对位，与人们的日常感受切不切合。如果和实践不搭界，概念再丰富，逻辑再严密，文风也不会好，理论就可能是灰色的，听者读者也难有好的收获。

　　如何改变这一现象呢？我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率先垂范给我们的启示是，文风问题说到底还是“内容为王”，讲什么写什么，最终决定着怎样讲怎样写。一些讲话和文章，读起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确实没有毛病，就是读不出诚意和生气，原因恐怕不在于文法技巧，而是内容不那么到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改进文风的要求，大概要从讲什么写什么的问题上走出第一步。我们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相应的，文风改进当然也是永远在路上。（记者杜羽参与了本文讨论、约稿 人物素描：郭红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