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60个县（市），30个进入全国百强县……

　　其实，又何止是这些——

　　在杭州，当李金宝走进乡图书馆，轻轻一点鼠标，就能借阅到自己心仪的图书时，他发自内心地感慨：“城乡鸿沟正在填平！”

　　在宁波，当四川阆中籍农民工苟洪才在“外来务工人员电影节”上意犹未尽地享受了一顿又一顿“文化大餐”时，他喜形于色地称赞：“处处能感受到以人为本！在这里打工，硬是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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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土地让人充满好奇与敬意，激发人去探寻浙江发展之道。

　　一

　　浙江先天不足：“七山一水两分田”；矿藏资源乏善可陈：缺油少煤，95%以上靠外来输入；海防前线这一区位，又让国家投资远远绕开……不过，困厄，对于不屈者来讲，是催人奋进的硎石。改革开放以来，凭着“走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浙江人勇立时代潮头。640多万浙江人在省外创业，“无浙不成商”、“无浙不成市”成为新时期的流行语。

　　浙江崛起，与“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浙江文化基因”有关——这一基因，让浙江人“一遇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但更重要的原因呢？是浙江历届党委、政府一以贯之的“低调务实”、“由里往外美”的执政理念。

　　人们评论浙江，最常用的词是“藏富于民”。“藏”，离不开“执政为民”的胸襟和不计个人得失的气度。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期而至。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6.1%，而浙江只有3.4%。是为了面子、先保住GDP增长，还是继续推动转型升级？

　　浙江没有丝毫的犹豫：“困境中更要咬定转型升级！复原传统增长方式，即使暂时保住了经济指标，今后仍然躲不过发展难关。”转型升级的攻坚战打响了。2010年开始，绍兴县对排污不达标的企业一律贴上封条。有“南方五金城”之称的诸暨市店口镇，政府顶着“砸了店口人饭碗”的舆论压力，毅然关停了1304只土炉。

　　政风，决定着社会风气，也决定着经济走向。长期以来，GDP是否增长，是衡量干部政绩的一个硬杠杠。在任期内，如果GDP没有大的增长，想评优？想升迁？难！这样的比赛，容易带来这样的结果：为了GDP增长，有些人便把环境保护抛在了脑后。于是，尽管三令五申保护环境，小造纸、小化工仍屡禁不止；本来秀丽的山水，会被开山取石弄得千疮百孔……

　　浙江毅然停止了GDP竞赛，卸掉“政绩枷锁”——抓GDP增长是政绩，解决民生困难、生态环保问题同样是政绩。

　　地处浙江西部天目山区的安吉曾是浙江20个贫困县之一。这个县的“污染名号”同样闻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纸、化工、建材、印染等企业遍布全县，青山被毁，污水横流，严重的水污染危及下游的太湖。1998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出黄牌警告，安吉被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而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二

　　过去有句民谚：“汽车跳，浙江到。”意思是，一到浙江，道路就成了“搓板”。

　　而今呢，这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道路整洁宽敞，即使偏远的乡村，也实现了“三头”——公共交通到村头，硬化路面修到地头，超市开到门头。

　　统筹城乡发展，一直是令执政者们挠头的事。浙江通过制度创新，打破了制约发展的种种瓶颈。

　　如何改善农村住房条件？宁波北仑区吃了“第一只螃蟹”：该区新碶街道大同村的360多户农民，一直盼望建新村盖新房。但全村农房建设分散，每户占地面积很大。要建设新村，既少资金，又盘不出新土地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区、镇、村三级协商，决定在大同村试行宅基地集约利用。通过村宅基地出让，既省出了一半的土地，农民又获得了建设资金，农民的“死资产”变成了“活财源”。建成后，大同村村民每户平均能分到两套住宅，而村民的农民身份不变、村里的福利不变、土地承包权不变、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分红权不变。

　　宽敞的村道，崭新的楼房，地处浙西南的松阳县新兴乡外孟村，与两年前相比，翻天覆地。走进村民陈孟法的家，两间三层半的楼房，每层楼的卫生间都用上了抽水马桶，每个房间都有宽带和有线电视接口。陈孟法说：“我本来住在山上的自然村，今年搬进这幢新楼房。比起老房子，那是鸟枪换炮喽。”

　　嘉兴，还从社会保障方面把城乡统筹推进了一步——全国最早实行了养老城乡一体化，农村居民、城市无业者等人群全部纳入保险；全国最早建立了新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全省农民中看病负担最低、医院报销最多。

　　在浙江，城与乡的边界，的确已经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