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北京与“后世博”上海的对话

    北京、上海，一北一南。一个是首善之区，全国政治、文化、对外交往中心；一个是全国经济中心，承担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国家战略。京沪“双城”的一举一动，以其标杆作用，备受关注。

　　北京在2008年，上海在2010年，先后成功举办最受全球关注的两大盛会——奥运会和世博会。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一朝得以实现。举国欢腾，举世惊叹。

　　盛会带来的自豪、激动已成过去。走进“后奥运”、“后世博”时代的京沪，人们会发现，“双会”引发的嬗变正在悄然而深刻地改变着这两座城市，从经济发展之变、社会管理之变到城市环境之变、文明素质之变。　

　　经济发展之变：“后奥运”、“后世博”的北京、上海，都已摆脱单纯对GDP的追求，转而寻求更先进的发展模式，重心放在高端引领和创新驱动上

　　京：奥运会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展示”，世博会被赋予“传播人类智慧”的功能。没有奥运会、世博会，北京、上海要发展；有了奥运会、世博会，两地要更好、更快发展。无论“新北京，新奥运”发展战略，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体现的就是这一构想。

　　沪：面对“双会”机遇，京沪两地虽各取所需但有相同取向：即抢抓机遇迁移和提升传统产业。“双会”前，调整不符合城市功能定位的产业，如上海的浦钢公司、江南造船厂等搬迁调整，北京则搬迁了首钢和焦化厂。同时，两地都在培养新的支柱产业。

　　京：“十一五”北京经济保持年均11%以上增速，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作为特大型城市，首都的城市功能定位及能源资源瓶颈制约，决定了发展不仅看速度，更要看质量；不仅看总量，更要看布局；不仅关注经济，更要关注民生和环境改善。“十二五”北京把年均增速确定为8%，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最低。

　　沪：2008年起，上海结束了连续16年的GDP两位数增长，曾引来国内外广泛关注。全市干部群众凝聚共识，厘清“以人为本”、“让生活更美好”是经济增长、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认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上海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决不让速度挤压转型的空间。

　　京：早调整、早主动。北京主动做“减法”。首钢曾是北京的工业支柱，但为缓解资源环境的矛盾，涉钢产业全面停产。对“高烧”的房市、车市，坚决“调减、调限”。同时，北京认真做“加法”，体现发展质量、效益的增长越快越好。奥运前后5年，首都三次产业结构由2006年的1.1∶27∶71.9，调整为2011年的0.9∶23.4∶75.7，展现首都经济深层次调整。

　　沪：“世博后”的上海也做着自己的“加减法”：“加”的是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自主创新能力；“减”的是经济发展对重化工、房地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投资拉动的依赖度，是各种体制机制的障碍。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上海，月度经济增速曾降至负数，却依然主动淘汰、转移产值近600亿元的产业。

　　京：很明显，后奥运、后世博的北京、上海，都已摆脱对GDP的单纯追求，转而寻求更先进的发展模式，重心放在高端引领和创新驱动上。比如北京，每年拿出100亿元加大对科技的支持，吸引高端要素、高端人才，做大做强总部。低端、耗能企业的退出和高端产业的发展，使北京的GDP“绿色”愈浓。去年以0.6%的能耗增量支撑了8.1%的经济增长，万元GDP能耗降幅居全国首位。

　　沪：对于有着优厚传统制造业基础和发展惯性的京沪，转型的痛楚其实格外强烈，非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不能做到。不片面比GDP增速，要比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减速”，比发展质量和民生改善的“增速”，寻求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决心和意志。

　　社会管理之变：从大型活动的紧急动员、协调经验，沉淀出常态化的社会管理工作机制，让城市运行走向科学化、信息化、精细化

　　京：奥运会为北京留下的不仅是城市建设的印记，更是社会管理的宝贵经验：在党委领导下，主要领导亲自抓，各级政府负总责，社会各界大协同，广大市民特别是170万名志愿者，热情参与、甘于奉献，确保了盛会成功。奥运期间，遍布城乡的“红袖标”成了平安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

　　沪：长达半年之久的世博会，逾7300万客流进出，是对上海城市治理能力、管理水平的一次大挑战。挑战暴露不足，更带来进步。上海世博会在安保、应急处置、社会动员、市民自治等方面都有出色的创新和实践。对于一座常住人口达2300万、外来人口已占四成的超大型城市的管理，其实也是难得一遇的实验标本。

　　京：北京较早组建市委社会工委和市社会办，加强对社会建设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奥运会后，北京打造志愿服务长效机制，街道普遍建立社会工作党委，枢纽型社会组织试建联合党委，商务楼宇全面建立党建工作站，编织市、区、街乡和社区四级工作网络。

　　沪：目前的上海，在社会建设队伍体系方面，已形成以社会化招聘、契约化管理、专业化培训、市场化运作的办法，建设党群工作者、居委会干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四支队伍的工作机制。

　　京：从大型活动的紧急动员、协调经验，沉淀出常态化的社会管理工作机制，让城市运行走向科学化、信息化、精细化，恐怕是京沪两地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之后的“意外”收获。北京推行城市网格化管理，小到环境卫生、居民矛盾，大到社区党建、社会治安，都可在网格内即时处理。精细化管理，夯实了社会管理基础。

　　沪：做好特大型城市的实有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在全世界也是一个难题。在上海，“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的管理全覆盖，使得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城市设施、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合理、更有效率。

　　京：在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中，主体应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奥运后北京提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等五大体系，认定20多个“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联系政府与社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对3万家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全覆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沪：“小政府大社会”、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已成为上海各级管理者的共识。上海目前有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近1万家，备案的社区群众活动团队约1.8万家，还有众多的网络组织。上海还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引导公益性社会组织不断拓展民生服务的领域和项目。　

　　京：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越来越多“单位人”、“社会人”转变成“社区人”。北京把政府职能和服务资源下沉入区，从社保、民政、文化到综治、信访、城管执法，实行“一站式”办公，党建、自治、服务三位一体，还把社区服务管理方式引入村庄管理，改变郊区农村生活环境、社会秩序。

　　沪：上海将社区管理一大着力点，放在了城郊接合部新兴的大型居住区、大型镇。这些大型社区，实有人口动辄几万乃至数十万，从原有的里弄熟人社区彻底转变成了陌生人社区。上海一方面探索建立人口导入区与导出区的公共支出共担机制，保证新建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和加强基层管理，比如规范业委会管理，评选“自治家园”，加强业主自我管理。

　　城市环境之变：深入审视城市发展的正面和负面效应，提升城市管理意识和服务水平，坚持规划先行，塑造幸福城市、提升宜居品质

　　京：奥运优化了北京的城市布局。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如今成为一个集体育竞赛、会议展览、文娱、商务和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公共活动中心。“鸟巢”、“水立方”等场馆，为城市增添了亮丽风景，成为旅游的热点。

　　沪：世博会的选址距离流光溢彩的陆家嘴与外滩不过三四公里，但以前这里灰头土脸，拥挤着中国早期重工业基地以及杂乱的旧民居。世博会不仅带动了局部地区的旧城改造，留下了众多宏伟场馆，更重要的是，打通了一段淤堵的血脉，让上海的城市格局为之一新。

　　京：奥运场馆、世博园区的选址，兼顾城市格局之变，也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奥林匹克中心区就位于城市中轴线北端，这条中轴线几乎串起古都最辉煌的建筑。世博园则在黄浦江边，沿江溯流，有上海发展的历史轨迹，能体现城市的文化内涵。

　　沪：中轴线的延伸让北京端庄大气，黄浦江黄金岸线的全部打通，也为依水而兴的上海恢复了灵动活力。世博园区中，中国馆被改造成了中华艺术宫，由南市电厂老厂房改造成的城市未来馆，则被利用为当代艺术馆……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有了现实版的延伸。

　　京：传承文化，要保护还要疏解。按照新规划，北京将构筑“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格局。作为古都，北京围绕轴线发展的格局难以突破。但“两带”、“多中心”模式，能疏导产业发展方向，打破以旧城为核心的单中心布局结构，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沪：上海城市建设的重心，近年一直在向郊区转移。到2020年，松江、嘉定、临港等9处郊区将基本形成与中心城区功能互补、错位发展、联系紧密的新城。这些新城各有产业，产城融合，避免因缺乏产业支撑而变成“睡城”。

　　京：奥运会后，北京把生态文明摆在更重要位置，建设绿色北京，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宜居品质。从全民植树造林治沙，到调整产业结构治理工业污染，沙尘暴远去，蓝天数增加，市民有目共睹。今年，更以降低PM2.5为重点，打响提升空气质量攻坚战。

　　沪：毋庸讳言，京沪两城都罹患着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生活成本高企等“大城市病”。上海的苏州河曾“臭名远扬”，经过总投资约140亿元、历时11年的综合治理，才重现“水里鱼游、岸上鸟鸣”的风景。可见，对城市环境的治理是一项艰巨的长期工程，必须摆脱运动式、短期政绩式的思维。

　　文明素质之变：文明建设不是“文明秀”，不能靠某一契机完成，而需要建立长效机制，使城市文明和市民素质“提升一个层次”

　　沪：“双会”举办前，京沪决策者无不高度关注这样一个现实而紧要的问题：如何通过承办一届盛会，使城市文明和市民素质“提升一个层次”。对奥运、世博会来说，夺取奖牌、展示实力固然重要，但奖牌和场馆展品以外的东西可能“含金量”更高。

　　京：如何实现“人文奥运”目标？奥运会前，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北京力推“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后奥运的北京，公园里、广场上、街头巷尾、邻里之间，依然能感受到文明新风的传递。朝阳区就活跃着一支市民文明寻访团，成员随时记录、拍摄、整理“不够文明景象”，制成幻灯片播放给街道干部看，督促解决。奥运会带给北京的，是一种现实目标和精神动力——人人参与的广泛动员，是城市文明素质与市民文明素养的互动提升。

　　沪：世博会前，上海也实施了“与文明同行，做可爱上海人”计划，发动市民进行文明礼仪、文明素质的大讨论，话题具体到诸如可不可穿睡衣外出、户外街边晾衣被是否有碍观瞻等。不过，世博会为上海城市文明留下的最重要影响，不在于微观的举止习惯，而是对城市精神品格的再塑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替代了常被人诟病的精明势利、小家子气，推己及人、守望相助的志愿者精神和社区自我管理意识，开始替代传统的“关侬啥事体”。这些，引发着上海文化的根本蜕变。

　　京：纵向比，文明建设成绩不小，感觉欣慰；横向比，文明度上差距很大，还有不和谐音符，让人不安。如今，街头巷尾乱扔垃圾、乱穿马路、司机“遵警不遵规”、公交站等车不排队等现象还是很多……奥运会、世博会毕竟时间短暂，文明建设不可能依靠办会就能完成。它需要公众积极参与、主动配合；需要政府宣传引导，更需要提供实现精神文明所必需的物质文明基础和长效机制，用好的制度约束和规范人们按规矩办事，才能使文明长久地保持下去。

　　沪：有专家将“城市文明”表述为：形态文明——指建筑、硬件设施，既要“世界一流”，也要“环保一流”；功能文明——突出城市管理和城市服务；素质文明——要明白各种礼仪、礼节，要遵守各种规则和制度。文明建设不仅要对市民提要求，更要对政府管理提要求。文明建设，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水平与执政能力。

　　京：政府的角色定位、工作思路和管理创新，决定了文明建设的影响力。“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提炼，成为2011年北京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大事件。践行“北京精神”成为北京市民的日常行为，成为首都各行各业的共同追求。

　　沪：在城市精神的讨论提炼中，上海积极倡导“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价值取向。文化上，京沪双城可以有京派、海派之别，但在文化建设上，如何建设长效机制，提升社会文明和市民素质，是共同面对的长期课题。

    对话人 王明浩：驻北京记者（“京”） 姜泓冰：驻上海记者（“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