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坚持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也出现了“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凸显。东部沿海率先发展与西部一些地区相对落后并存，流光溢彩的都市与偏僻落后的乡村同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与社会文明程度还不匹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融合发展有待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更重要的是“全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着眼破解发展不平衡的难题，提出坚持协调发展的理念。这是奏响全面发展“协奏曲”的战略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一、协调是发展的节律

　　“唱和如一，宫商协调。”这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中的一句名言。讲的是，唱声与和声必须统一，宫音和商音相互协调，才能演奏出美妙和谐的音乐。发展也是如此，只有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协调一致、相得益彰，才能持续健康、行稳致远。

　　所谓“协调发展”，通俗地说，就是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对于协调发展问题，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这些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协调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协调、不全面的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平衡等矛盾比较突出。

　　——区域发展差距明显。30多年来，各地居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长，但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公共服务还远没有达到均衡水平。比如，2014年东部的上海、北京、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4万元大关，而西部的甘肃、西藏、新疆刚超过2万元，差距十分明显。

　　——城乡发展差距较大。比如，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1，但后来又有所拉大，2009年达到3.33∶1，2014年仍为2.92∶1。又比如，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方面的历史欠账还很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匹配。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一些地方精神文化生活仍然比较贫乏，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比较严重，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有待加强。目前，军民融合发展不够充分，还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不够、融合领域范围较窄、融合质量效益有待提高等问题，导致军民资源共享不足。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任务，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没有进展，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

　　国际经验也表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往往因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全面而逐渐显现和加深。如果处理不好，任其延续，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加剧社会矛盾，甚至会诱发社会动荡。这也告诉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发展不协调问题，防止“木桶效应”，避免使今天的“短板”变成明天的“陷阱”。

　　二、区域协调“大合唱”

　　2014年7月，联合国开发署发布的《2014年人类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首次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迈入“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我们还应看到，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仍然突出。这样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在许多国家广泛存在的现象，必须客观辩证地看待、全面历史地分析。造成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有自然原因，各地区自然环境迥异，发展条件差别较大；有历史原因，有些地方历史欠账太多，底子比较薄；有政策原因，特定时期内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对某些地区进行政策倾斜；等等。只有把原因搞准，我们才能有效应对、综合施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目的就在于破解我国区域发展难题，为促进协调发展“充电蓄力”。

　　实施总体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在于按照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思路，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今后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巩固拓展发展成果。同时，还要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发展格局，与“四大板块”对接联动，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结构单一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加大扶持力度，让这些地区尽快发展起来。

　　培育增长极。国际经验表明，核心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具有辐射带动功能，如北美城市群、德国鲁尔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等。目前，我国已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长等城市群，初步形成了多个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在加强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网络化和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的基础上，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强化城市群内部功能整合，提升城市群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更好地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劳动力、土地、资源、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以生产要素禀赋而论，不同区域各有长短。扭转区域发展不平衡局面，必须坚决破除各种体制障碍和政策壁垒，深化资源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促进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空间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同时，积极引导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更多地向中西部流动，增强落后地区内在发展动力。

　　三、城市农村“比翼飞”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开启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序幕。但30多年后，广大农村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城乡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是全面的小康。今天，城乡居民同在奔小康的路上，必须携手并进、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全国13亿多人的百年小康梦想。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有条件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因此，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部署，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5亿。但要看到，这7.5亿人口中有2.5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他们在城镇还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今后最重要的是，紧紧抓住“以人为核心”这个关键，加快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抓好“五件事”，即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教育，让农业转移人口在这五个领域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加快“三挂钩”，即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地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挂钩、中央基建投资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总之一句话，就是要让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之后住得下、留得住、过得好。

　　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最近十几年，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轨道，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纷纷涌向城市，造成了城乡资源要素不平衡的状态，加剧了城乡二元对立。下一步要加快建立有利于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的激励机制，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向农村聚集。积极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动员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方面人才下乡进村，直接为农村服务。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不仅要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这方面，我们将着重加快形成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明确政府职责，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使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