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领导干部讲党课，是“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规定动作，也是各单位专题教育启动的标志。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各地区各部门各系统“一把手”跟进，如此众多的领导干部紧密联系实际讲党课，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实践表明效果是好的，由此成为此次专题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报摘录了部分省部级干部的党课讲稿，这些讲稿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各自实际阐释“三严三实”要求，对解决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提出了思路和举措，值得借鉴。本报(学习时报)还将继续摘登一些省部级干部专题党课讲稿。

　　全面理解“三严三实”深刻内涵

　　王军

　　“三严三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内在自律和外在约束的有机统一。其中，“三严”是根本、是出发点，“三实”是目标、是落脚点。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只有做到“三严”，才能结出“三实”之果；只有将“三实”落到实处，“三严”才能真正内化于心。

　　严以修身重在坚定信念、提升境界。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排在首位，足见其重要。为官先修身，不仅是古人对从政者要求的起点，更是共产党人执政的底线思维。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员的内在修炼养成，这也是保证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党性基础。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号召共产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强调的都是首先要严于修身，勤于修身。在这方面，焦裕禄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忠诚。上世纪50年代，他响应党的号召，从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位置上到洛阳参加矿山机器厂的筹建工作，在工业战线上工作了9年；上世纪60年代，他在明知自己患有严重肝病的情况下，又服从组织安排到当时全省最穷的兰考县工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想着党交给的任务，还挂念着兰考县的灾情。特别是嘱咐去看望他的同志们：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没有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严以用权重在遵规守矩、公私分明。邓小平曾告诫我们：“我们拿到这个权力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非弄坏事情不可。”权力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为民则利，为己则害。权力一旦姓“私”，地狱之门随之打开。不久前，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围绕“公众如何看待‘权力异化’现象”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结果发人深省：68.8%受访者认为权力异化程度严重。这些民情民意警示我们，共产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守纪律、守规矩，只有善待权力，正确行使权力，才能防范用权风险。

　　严以律己重在慎独慎行、自重自省。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诗曰：“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意思是说如果不能从自身入手，控制好自己的私念、欲望、惰性等，又怎能干出一番大事呢？一个干部的作为，外在的约束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自身的约束，做到慎独慎行。最近大家可能都了解了财政部老部长吴波同志的故事，他的一生淡泊名利、“来去无尘”，苛求自己、公而忘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对信念的坚守始终不渝。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领导干部做到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了，就一定能带出好队伍，养成好风气。

　　谋事要实重在遵循规律、实事求是。“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在中国古圣贤看来，“谋事”是否实，是区分君子与常人的重要标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谋事要实”，针对的就是不真心真意为民办实事，只追求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热热闹闹的形式主义。“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往今来必成于实。”今年我国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左右，我感到就充分体现了“谋事要实”的精神。李克强总理讲，7%左右的目标考虑了需要与可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优化的要求相适应，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吃透中央的精神和要求，紧密联系实际，把各项工作做好做实。

　　创业要实重在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孔子说，“事思敬”“敬事而信”。以恭敬、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做事，是中华传统一以贯之的基本为人规范。从“办事不吭声”的老实人张思德，到“退休福不享，栽树二十年”的“草鞋书记”杨善洲，尽管时代变迁，但求真务实始终是优秀共产党人的本色。今天，组织上判断一个干部，关键还是看是否敢于担当，是否有责任心，看其实不实，那些始终埋头苦干、踏实肯干的干部，必能担起时代重任，也终究不会吃亏。

　　做人要实重在忠诚老实、表里如一。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我们党历来要求共产党员要老老实实做人。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党同志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周恩来说过：“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的历史的考验。”邓小平认为，无论做官，还是普通公民，都要实实在在，实事求是，诚信为本。在我们党内，老老实实做人的领导干部越多，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越强，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越生机勃勃、兴旺发达。

　　总的来看，“严”是慎独慎微的自律，是勤于自省的审慎，是严守纪律的敬畏，是坚持党性的觉悟；“实”是脚踏实地的干劲，是敦本务实的精神，是当官不避事的态度，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利于长远的追求。对我们税务部门来讲，有“严”的品格，就能经得起各种各样的冲击和诱惑，更好地履行“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神圣使命；有“实”的态度，就能在税收改革发展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创造一流业绩，赢得基层和纳税人更多的点赞。（摘自王军同志2015年5月19日在全国税务系统处级以上干部“三严三实”专题党课上的讲话）

　　深刻认识背离“三严三实”的严重危害

　　李纪恒

　　对照中央要求和近年来我省系列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巡视工作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发现的问题，把“三严三实”作为一面镜子、一把尺子，照一照、量一量，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身上的“八种病”需要引起高度警醒和深刻反思。

　　第一种：理想信念上的“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很多领导干部走向腐败，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实质上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放松学习、头脑空虚、思想变质，正确的东西不去占领，错误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比如：有的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不信真理信金钱，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中国信西方，丧失了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有的党性淡化，在党不言党，对党不忠诚，不遵守党的纪律，不执行党的决定，不履行党员义务，嘴上讲党性，实际丢一边；有的修身不严，修偏了方向，不修马列主义、不修品行操守、不修能力素养，却潜心研究“官场秘笈”“赌术精选”“麻衣相法”等歪门邪道，最终偏离了正轨、走上了歧途。

　　第二种：对待群众上的“冷漠病”。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观念和公仆意识，当官不为民做主，用权不为民谋利。比如：有的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当“泥菩萨”，把“公仆”异化为供人“顶礼膜拜”的老爷，将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异化为“油水关系”，导致了干群之间关系恶化，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对群众没有感情，和群众坐不到一条板凳上，把群众问题当作负担，甚至不愿接触群众怕“惹麻烦”；有的不关心民情民苦，对群众的疾苦不焦心，对群众的困难不上心，对群众的冷暖不操心；有的甚至损害群众利益，与民争利。2008年孟连“7·19”事件就是一个深刻教训，当时的一些党员干部“脑子想偏了、屁股坐歪了、作风漂浮了”。正所谓，深入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

　　第三种：履职用权上的“擅权病”。主要表现为一些领导干部公器私用、以权谋私，不守纪律、不讲规矩。比如：有的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插手干预土地征用、插手干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插手干预司法；有的利用烟草、茶叶、玉石、能矿等领域资源设租寻租、借权营生，支持和庇护亲属子女办企业，大搞利益输送；有的官商勾结，一些老板被当地称之为“地下组织部长”，想被提拔找组织没用、找老板管用；有的地方调整干部的“盘子”是在酒桌上、牌桌上、高尔夫球场和私人会所中定下来的，简直无法无天。用权腐败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四种：选人用人上的“关系病”。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的官场生态存在严重的“潜规则”和“关系网”问题。比如：有的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进不了圈子就进不了班子，你不成为“同道”，就被视作“异类”；有的搞人身依附、门客政治，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拉帮结派、收买人心，导致一些干部信奉“琢磨事不如琢磨人”“干对事不如跟对人”“能力不如关系”的官场术，千方百计找关系、想方设法搭天线，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关系网”，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把一些地方和单位搞得乌烟瘴气，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

　　第五种：工作作风上的“漂浮病”。国家行政学院有个调查发现，在领导干部队伍中部分干部的作风存在“五浮”问题。一是思考问题“浮浅”。认识事物有偏颇，分析问题不周密，思考问题不深入；只看表象不看实质，只看现状不看趋势，只看显绩不看隐患；看不到主要矛盾在哪里，更看不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二是行为方式“浮躁”。做事情静不下心来，耐不住寂寞，稍不如意就轻易放弃；抓工作头脑发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促发展急于求成，热衷“秀数字”“秀工程”“秀形象”，有的地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三是工作方式“浮漂”。调研蜻蜓点水，工作粗枝大叶，唱功好、做功差，不讲实际效果。四是工作作风“浮滑”。手抓一把泥，能和稀泥和稀泥；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五是总结汇报“浮夸”。做一说十，虚报浮夸，对问题遮遮掩掩、避重就轻或避而不谈。“五浮”的问题在我省也颇有市场，为害不浅，是干部作风的腐蚀剂、干事创业的绊脚石。

　　第六种：廉洁自律上的“腐化病”。领导干部经济上的腐败和生活上的腐化，是当下老百姓最痛恨、反映最强烈的两大问题。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牟取私利、大搞腐败，贪污受贿几百万都“不起眼”，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房产几十套甚至上百套，既有大官巨贪，也有小官巨腐。就我省而言，就先后发生了白恩培、仇和、张田欣、沈培平等严重腐败案件，造成了严重影响。一些领导干部生活情趣不健康，找小三、养情人，唱歌、跳舞、洗桑拿，等等。有的商人说，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品不正，何以为官？这些腐败现象，虽然只是发生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但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给个人、家庭、社会、党和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第七种：干事创业上的“庸懒病”。主要表现在“为官不为”和不敢担当上。比如：有的做事不负责，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拈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有的遇事不担责，面对大是大非不敢亮剑，面对矛盾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危机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不敢坚决斗争；有的守土不尽责，在其位不谋其政，推诿扯皮、敷衍塞责，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出了问题上推下卸，有了功劳你争我抢，等等。不敢担当、不敢作为，党和人民事业还怎么向前发展？

　　第八种：“四风”问题上的“易发病”。“四风”问题的病原体还没有根除，顶风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大吃大喝有所抬头，从酒店、会所转战到农家小院，送红包变成送电子礼卡；打牌赌博风屡禁不止，不少老板还在牌桌上向领导干部搞利益输送，搞权钱交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面临的“赶考”远没有结束。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在西柏坡立下的“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规矩，依然给每一个共产党人以深深的启示和深刻的警醒。（摘自李纪恒同志2015年4月30日在云南省“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专题党课暨推进会上的讲话）

　　用权决不能任性

　　周本顺

　　严以用权，最根本的是使权力行使符合规则、符合制度。我们党和国家制定的规则、制度，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保障人民利益的。为人民用权，就要集中体现在按规则、按制度用权，不能忘了规矩、乱了章法，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切由着自己的性子干。有人说，领导干部是高危职业，高危就高危在用权上。权力如火，任性用权，引火烧身，后患无穷。

　　按规则、制度用权，集中体现在按民主集中制办事。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从现实看，很多领导干部出事，就出在不按民主集中制办事上。一方面，一把手把一切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独断专行，搞一 言堂、家长制，班长变成“家长”，领导变成“老板”，总以为自己高贵、高明，容不得、听不进不同意见，重大问题、重大决策自行其是，不向集体和上级报告。另一方面，班子成员把分管工作看成是自己的封建领地，固执任性、不好共事，讨论问题，合意就同意，不合意就不同意，集体决议的事，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消极执行、不执行，甚至在干部群众中散布反对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时，要求我们用好“四大法宝”，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其中特别强调用好民主集中制这“一大法宝”。省委专门制定下发了加强各级党组织民主集中制建设的若干意见，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出明确要求，每个领导班子、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带头执行。当班长的，不能任性，要有度量，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做出决断。班子成员也不能任性。领导干部，是组织上的人，就要受组织原则的约束。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想一想在班子中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在干部群众中是好形象还是差形象，是好共事还是难共事，是受人敬还是讨人厌。当官多年，如果这点都没想明白，那确实是莫大的悲哀。一个干部如果把自己分管的部门看作是自己的领地，对组织软磨硬抗，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下边的人也不会跟着你瞎胡闹。无论班长还是班子成员，都要找准自己行使权力的位置，当什么像什么，都要有配合意识、服从意识，好商量、好共事。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民主集中制不可能坚持好。

　　按规则、制度用权，就是按党纪国法办事。我们党没有特殊党员，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大家要明白，社会发展到今天，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法治观念、强烈的法治意识。我们不仅要带头学法懂法，而且在解决问题、处理矛盾时，一定要善于尊法用法。前年我们在搞解放思想大讨论时，提出要树立四种思维和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有的干部习惯于凭经验凭感觉做工作，认为依法办事束缚手脚、程序太多、效率太低，不如行政命令用得顺手。从实际看，依法办事最可靠、最安全、最不容易留下后遗症。我们讲，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法就是笼子，只有依法办事，守好法纪这个底线，才算是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如果权力行使出了笼子，就会无法无天，就会祸害百姓、祸害组织、祸害国家，也祸害自己。

　　做到用权不任性，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价值观。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只能小心谨慎用好权力，不能一门心思追求权力。权力是把双刃剑，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善用则利国利民，滥用则引火烧身。从善用权就不会高危，从恶用权一定会高危。大家一定要牢记，权力来自于人民，只能用之于人民。越是权大，越要低调；越是权大，越要谨慎。官瘾大，权欲大，野心膨胀，必然会犯政治错误、道德错误，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后跌得头破血流，落得身败名裂。为官者不可能把权力带进坟墓，而权力却可以把为官者送进坟墓。这是无数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领导干部必须汲取这种教训。

　　反对用权任性，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把敢于决断、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与任性等同起来。我们的决策、用人、工作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共识，但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共识。本来是正确的事、是惠及民生的事，一有人有意见，就往后退。有些突出问题长期摆在那里，因为怕触及矛盾，不敢碰、不去解决。这都是有权不负责的表现。有的历史学家评价汉文帝和唐太宗，认为汉文帝是个人节俭、有权不为的庸君，认为唐太宗是励精图治、用权有为的明君。当领导干部，追求百分之百满意，什么事也干不成。只要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符合规则，符合制度，问心无愧，就坚持下去。对少数不同心态的意见，对不同认识的意见，既要宽容引导，又不能因此影响工作的推进。该决断的就决断，该推进的就推进。什么叫敢于担当？这就是担当。作为领导干部，还是要有点阳刚之气，即使柔，也要外柔内刚，绵里藏针，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干成。不能怕有意见、怕告状，就放下不干。我们有一批干部是有这种担当精神、阳刚之气的，做成了事，也得罪了人，组织上要爱护、保护、重用这种干部。我们要明确一点，有反映不等于有问题。有的反映可能真有问题，有的反映是敢于担当得罪了人。对前者要查处，对后者要保护。不区别看，就会伤了干事干部的心。

　　用权不任性，才能保持清正廉洁。官以不贪为宝，民以清官为宝。“贪污”两字，很有讲究，“今”“贝”为贪，今天想一下子得到许多宝贝，就会走上贪腐的不归路；“水”“亏”为污，如果总想捞油水，迟早要吃大亏。一些贪官犯事后忏悔，有的说自己犯了滔天大罪，有的说自己确实错了，有的说真后悔当初。但是贪腐没有后悔药，党纪无情、国法无情，犯的事大了，再后悔也难逃党纪国法的制裁。从他们的忏悔中，我们更加感受到了严以律己的极端重要性。

　　有的人说，干部腐败，主要是贪腐的成本低。其实，贪腐的风险是无法躲避的风险，贪腐付出的代价是自由和生命。贪腐得来的东西，从来都是享受不到的东西。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敛了那么多财，到头来还不都是人财两空、家破人亡？我们看到一些贪官犯事，既感到痛恨，又感到痛心。有个被查处的领导干部的八十多岁老母亲给我写信，讲得很悲伤，几个晚上想起那些话，心里都不是滋味。这些干部为什么不从古往今来的贪官下场中汲取教训呢？古人都知道，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些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由此看来，贪官是最愚蠢无知的官。 （摘自周本顺同志2015年4月30日在河北省“三严三实”专题党课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