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伟综合材料作品《寻找焦裕禄》。作者驻扎在兰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并长期在现场采集观众图像，之后选取了上万张照片，经裁剪拼贴而成这件作品，意在采用记录的方式表现人民对焦裕禄的怀念之情，形象地展现焦裕禄精神从人民中来，在方寸间聚合强大的社会正能量，体现艺术家对人民公仆与典范、历史与现在、怀念和传承、环境与人物等诸多精神层面的思考。

　　徐冬冬作品《诗系列组画第3号——国风》。徐冬冬，1959年出生于北京，从事绘画已40余年，早年研习中国画，尤其推崇南宗山水和徐渭、八大山人画风画境，讲究“心造境”，注重“师造化”。其山水画追求冷逸的意境，人物画善用泼墨技法，花鸟画苍老浑朴。在研习中国画的同时，他还坚持对西方绘画的学习，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尝试中西融合之路，作品既有东方的理念和情感，又融入了西方的色彩，画风逐渐向抽象转变，而后涉猎装置艺术等形式。进入新世纪，他由中国哲学的概念切入，致力于抽象绘画创作，并试图在与西方抽象绘画的结合中探索新的绘画语言，同时在技法上运用拼贴以及纸雕塑与绘画相结合等表现形式，创作了《围与不围》系列、《四季》系列等作品，探讨人类文明的演变，描绘着他对宇宙生命的体悟——冬去春回的吐故纳新、新生事物的静雅以及百花争艳之后的凋残之美。（立京）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思想既是文艺创作的核心命题，又是文艺工作者职业修养的价值导向。

　　服务人民 塑造人民

　　文艺为人民，是几十年来我们党的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抗日战争正进入艰苦卓绝的阶段，人民解放事业远未完成，毛泽东同志对其时的状况作了分析：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当时，文艺战线与军事战线是并置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释中引用了列宁的话：它（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疾呼文艺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在这里，文艺是唤醒人民、塑造人民的动员方式和斗争武器。

　　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塑造人民。在这里，人民指的是全体中国人民，既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的社会共同体，又是优秀传统、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熏陶下的文化共同体。习近平同志强调，“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这无疑体现了文艺的人民主体性的提升。

　　“人民的主体性”不仅指人民作为文艺的对象，而且指人民是体察检验文艺的主角；不仅指人民是艺术创造中的实践者，而且指人民是孕育和验证文艺发展的广袤大地；不仅指人民是伟大的文艺史诗的剧中人，而且指人民是伟大的文艺史诗的剧作者。随着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人民的文化素养与审美水平日益提高，人民日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和接受的主体。这与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积累是分不开的。它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同时也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扎根大地 深耕大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普及工作的迫切性：“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而要普及就需要先听懂群众的语言，毛泽东同志强调，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文艺工作者应该虚心去接近、去学习、去熟悉，要求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与普罗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思想，催生了当时解放区的文艺创作的深刻转向，在新中国诞生之后的岁月里，主导着中国艺术的发展。美术界一方面积极地向民间学习，催发了新年画、连环画等艺术样式的勃兴；另一方面，普及的意识成为一种重要内涵，潜化在中国画改革、油画创新等一系列艺术发展之中，至今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今天，习近平同志在强调普及的同时，还强调将人民作为中心、作为根源、作为高度的要义。一方面，他冀望文艺工作者“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实际强调的是文艺不能脱离生活，强调的是从一个共同、共生的文化生活层面出发，“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示了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对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在更新，文艺工作者所面对的不只是普及的问题，还有如何提高的问题。“高峰”不仅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创造，还营造着一种风气，从而促进着相关领域的自我完善和更高层次的追求。在美术创作领域，中国画作为民族的艺术，尤其要树立高峰意识，以对民族艺术的坚守和拓展为己任，重建当代文化联系，再造东方艺术高峰。

　　在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还对文艺充满着热切的期待。他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热切呼唤艺术家要担此重任，就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是一个重要入口，从这个入口深入下去，我们得以了解生活、认识时代。同时，从这个入口深入下去，我们还将接受生活的磨练和塑造，通过深耕大地、扎根大地，完成一个漫长的生命塑造，由此艺术家成为真切的生活中人，成为潜伏在生活基层的警觉的“哨兵”，从一个人的生活观照转化而为一代人的历史观照，从一个人的生存遭遇转化为一代人的共同命运，就像我们从油画《父亲》中看到所有中国人的父亲，从木刻组画《秋瑾》中看到一代东方人的觉醒。

　　人民品格 时代现场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见证者；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这形象地勾画出了文艺的人民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以生动的品格活在艺术作品中，活在文艺创作的进程中，支配和推动着时代的艺术创作。

　　“人民”富有时代的精神。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深刻指出，文艺创作不要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要塑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人民形象。抗日战争时期，蒋兆和在沦陷区创作的宏幅巨构《流民图》，深切地揭示了战乱和饥荒年代流离失所的流民的悲惨境况，浓郁的现实主义手法弥散着悲悯情怀，强烈地镌刻着那样一个时代的印记。罗马尼亚艺术家科尔内留·巴巴曾有一幅名作《从田间归来的农民》，描绘一群典型而生动的山民从背景的暗色中走出，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民思想。当有人反复追问这群人从何处归来又去向何处时，巴巴愤怒地回答：“他们正从画面的左边走向右边！”对于真正的绘画来说，表达人性的时代精神是最重要的，去向的细节不过是赘述。

　　“人民”是有肉身的。人民是艺术的灵魂，艺术是人民的肉身。习近平同志提倡艺术家应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吸引了中国一大批爱国青年，由此创作出一批具有“肉身”之感的人民形象。1935年，广州青年版画家李桦创作了木刻版画《怒吼吧，中国》，描画了那个时代的民族影像。在上世纪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历史上，美术以其强烈的形象感，塑造了一批极具人民性的时代精品。那些匍匐前行的劳动者形象，那些化身成山河的就义者的身躯，连缀成新中国的文化精品长廊，连缀成一代代后来者与历史的情感丝线。王式廓的《血衣》，以一个不在的身躯，宣示对于罪恶的控诉，正是其中生动的一例。这些文艺创作的肉身集体地塑造了人民，塑造了与我们“血肉”相连的精神共同体。

　　“人民”是有根性的。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活水源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的根性在生活中，只有扎根生活，才能把握根性，才能找到可资重建和再造的自我表述机制的根源性因素，去对接创作的源头活水。如何既“接地气”又“攀高峰”？“地气”与“高峰”是不矛盾的，只有根扎得深，艺术的峰峦才能攀得高。“生活”到底是什么？是异乡风光的采风掠影，还是时代生活的深耕大地？是即物即景的记录，还是真正影响和塑造我们一生的、赋予我们创造生机和活力的生命现场？美术界有“写生”的民族传统，有扎根生活的生动榜样。美术工作者中既有扎根民间、源于基层的创作者，也有很多画室里的苦斗者、寂寞的守望者，他们都既接地气又攀高峰，在他们的身上接活着人民的根性，延伸着人民的根性。

　　习近平同志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既是一份深切的诫勉，高屋建瓴地揭示了文艺创作人民主体的核心，蕴含指导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又是一种殷切的鼓励，向我们直抒胸臆，倾吐出对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伟大民族的文艺作品的热烈期冀。我们不仅要学习研究，而且要化为行动，自觉践行这一重要思想，以优秀的作品回馈重托，回馈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