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作家、文化部原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人像摄影：彭世团

　　中华世纪坛的《先秦诸子百家》浮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为什么是最根本的自信？我们现在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呢？

　　中国自古以文化立国

　　不自信，无以立国。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信，首先来自于我们有一份独特而丰厚的文化传统。

　　中华文化的特色是尚文。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无比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是立国之本，古代圣贤重视的是文化的高明，是仁政，是弘扬人的善性从而靠拢与把握天道的天人合一。孔子在蔡地遇到危难，说是“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危难之际，他想着自己的使命是斯文济世、天下归仁。孔子说，“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他称颂周代继承了夏商两个时期的文明礼制，主张继承周礼。他还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注重的是文化守护与传承。

　　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都被中原文化所折服，他们接受了也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参与，扩大了中国的疆域也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同时，中华文化也从未停止接受域外文化影响，引进消化吸收融和，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活力，扩充了中华文化的空间。

　　中华文化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它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于我们接受信服共产主义学说。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会使人想到理想社会的图景。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老子与孔子都提倡的“无为而治”，与马恩国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遥相呼应。20世纪的中国接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非偶然。

　　中华文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孝悌忠信、以文化人、中庸和谐的思想，它的慎终追远、吾道一以贯之、天下定于一的认定，它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的说法，它的克勤克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态度，它的以清廉忠诚为荣、以贪腐奸佞为耻的价值坚守，它的对于君子、士、大丈夫等社会精英的期待与要求——“恭宽信敏惠”“和而不同”“反求诸己”“坦荡荡”“有终生之忧、无一时之患”等，至今活在十三亿人民包括海外华侨的心中，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亿万人民的共识，是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但同时，长期缺少挑战与突破，对于“天下”即世界情况的知之不多，加之陈陈相因的学风，也使中华文化远在明代，在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渐渐显出滞后与不足。而在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入侵，我们更陷入了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卓越的晚清文化大家王国维在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夕自杀，称自己“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寅恪说，王国维的自杀是“不得不死”，因为他感觉到中国文化面临着灭顶之灾。而《天演论》译者严复，这位企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唤醒国人的启蒙者，最后却落得在大量吸食鸦片中毙命的命运，令人长叹。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天提出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一个时代性极强的命题。它的提出，回顾了数千年的世界史与中华史，总结了近现代中华文化经受的锻炼与考验，又针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变化。完全可以说，我们“现在更有理由文化自信。”

　　五四运动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

　　有一种糊涂观点，既然传统文化这么好，那么，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与改革开放、引进各种外来观念，才把规规矩矩的传统文化搞乱了。有人甚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相提并论。

　　问题很简单，请这些人读一下《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就会知道，绝对不是革命搅乱了传统文化，而是文化危机、人心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生存危机一道，激起了无法抵挡的新文化运动、人民革命，并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近现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曲折道路、动荡不安，不是无事生非，不是自毁瑰宝，而是绝地求生、悲壮救亡，是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从头收拾旧山河旧文化的趋势使然。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通过“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与爱国主义的提倡，通过马克思主义振聋发聩的传播，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受到针砭时弊，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痛切反思自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华传统文化革命化、大众化，从而开始实现创造性的转变、创造性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革命的艰苦实践，也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文化中已有的英勇献身、艰苦奋斗、百折不挠、联系群众、五湖四海、敢于胜利、善于斗争的精神。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冲击，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扬，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我们生活在甲午战争或者八国联军入侵的年代，我们还能有什么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豪情。毛主席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也将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新中国扫盲、普及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发展教科文卫体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谈何容易？

　　改革开放近40年后的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重要节点，再一次使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之历史命运。我们温饱了，进步了，小康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分量了，中华文化在今天能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支持？能为人类作出什么贡献？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面貌与世界相处？

　　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当初之所以能打败各种势力，走上执政的位置，一个充分的理由便是，它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文化精华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同时也延续了中国“邦以民为本”（尚书）、“民为贵”（孟子）的思想。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与中华文化的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是一致的。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与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与老庄孔孟的以弱胜强、得道多助、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主张相佐证。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无不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互文互证。毛泽东在与各种洋八股党八股的斗争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来成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基础。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弘扬了也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实现并且继续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本土化、时代化，也才能始终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不倒，拿出以中国道路和中国成就所证实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

　　我认为，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改革开放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停留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自欺欺人之中，我们就会自绝于地球，用毛主席的说法就是被“开除球籍”。而另一方面，如果丢掉了中华文化传统，也就丢掉了人心民意，切断了几千年的文脉，离开了自己脚下的土地，自绝于本土与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某些时期的风浪中，例如“文革”后期人民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拥戴与怀念、对于“四人帮”的反感与结束“文革”的愿望，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一脉的忠奸观念与正邪分野的强大生命力。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民意基础上，不失时机地顺应潮流，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现了新局面。如今，党中央又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提出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转化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对中华民族使命的担当与自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提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提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提法，映射出来的正是中华文化统筹兼顾、中庸务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光辉。

　　这些正与中华文化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强不息、不进则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变革观，还有吾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的精神相对接。

　　在我国改革之初，西方一些政要，如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当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在接触过中国领导人之后，都预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布热津斯基20年前就预言：“中国可能不用太长的时间就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一种较为坚决而自信的姿态”。他们认为，用中华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国领导人，有一套自己的战略思想，是理想的也是务实的，是敏锐的也是有耐性的，是坚强的也是善于应对与自我调整的，是讲原则的也是足够灵活的，是善于保护自身又具有足够内存容量的。这正是中国思维方式所赋予我们的养料：不拒绝任何为我所用的启示与参照，不做刻舟求剑的傻事，同时懂得过犹不及，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循序渐进、稳中求快，保证改革不会走上歧路。

　　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

　　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古老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是指，要使封建文化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前现代的精神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精神财富。发展是指，摈弃相对保守滞后的文化以建设适用于科学思维的、汲取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文化体系。这件事做得好，将使中华民族受益无穷，并为世界提供范例。

　　文化有相对稳定性、生活嵌入性、无处不在性，何况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带有封建主义瘢痕的文化遗存总是依附在我们社会肌体上。但是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比如《弟子规》中有“人之短、切莫揭”一句，一般来说这是对的，别人有什么生理缺陷、难言之隐，你当然不能总挂在口头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人要有是非观念，要坚持真理，有的短是要揭的啊！而且除了弟子行为需要规范以外，父母也罢，上级也罢，都要树立自己的规范与责任。如同需要“弟子规”一样，我们也需要“老板规”与“父母规”。

　　又比如孔子的名言“君子不器”，是说君子的责任在于修齐治平，君子不应该关注于形而下的“器”，而应该全神贯注于形而上的“道”。但是我们今天认为，“器”和“利”，关系发展这个硬道理。我们今天必须强调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科学、逻辑、数理、技艺，“鲁班精神”、“工匠精神”、科学方法、精细管理、经济效益等等，恰恰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大大关注与致力的。但是孔子讲“君子不器”自有他的道理。孔子的中心意思是说，君子不应当拘泥于小事和具体事，而应当通过“器”看到事物的“道”，不要成为器具的奴隶，要有理想，有道德，成为生活主体。这个说法在今天甚至具有“后现代”意义。

　　再比如孔孟都强调从家庭中的孝悌做起，达到仁义天下、忠恕他人的目标。孟子甚至假设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可以逮捕他，但逮捕后应该帮他跑掉，放弃王位，陪他度日。这当然不符合现代法制精神。我们不能将家庭人伦血缘关系摆在道义与法律、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之上。但同时我们依然认为，孔孟所强调的家庭伦理关系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合人伦合常理的，只是必须遵守法律底线，符合公共道德。

　　文化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要用先进文化丰富调整安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人伦情感，同时用传统文化的包容消化能力使当代文化、外来文化变得更加符合国情，对今天的中国适用与有效。

　　近年来，有西方学者感叹他们的颓势，认为西方的优越性已快走到尽头；但也有人依然竭力贬低中国经验。问题是不管有来自何种方向的声音，越是在各种质疑声中，在世界可能需要从古老中国的稳健思路与轨迹中获得参照与补充的时候，我们越是不能对自己的成就和发展感到满足。我们志在对民族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们还有相当差距，对待外来先进文化的学习借鉴、汲取消化、为我所用的脚步不能停止；同时把中华文化继承好弘扬好。

　　文化自信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中外大事大课题，我们要有自己的语言，要有中华命题和中华说法。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就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落实。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泥古、不崇洋，以天下为己任。中国越是发展成功，越要善于学习，永不停步。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前进中的自信，学习中的自信，从善如流的自信。

　　今天谈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有其特殊意义。我们身处一个时常感到无所适从的多样文化环境，面对的是一个在近现代受到过多方挑战、多种考验、不无歪曲的文化，一种博大精深而不易轻易取舍的文化，又是一个随着国家的迅猛发展，日益被珍视、显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此时更需要我们汲取正确的精神实质，有扬有弃，有用有废，把传统文化中歧视妇女、弱化身心、扼杀创造等种种封建糟粕，毫不留情地淘汰，而把激励心志、坚守美德、智慧深邃、胸怀天下等壮阔醇厚的元素，薪尽火传，日月经天，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格局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得到多方启发，文化思潮日益开阔丰富，出现了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但也似乎出现了“乱象”。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风俗习惯、民族传统。有些毋庸置疑是应该接受的，有些则是我们不愿接受而必须面对的。比如批量生产的消费文化，冲击着主流文化、高端文化；迅捷的网络信息，人云亦云的大拨思维，冲击着独立深入的阅读与思考。市场经济在更好地配置资源的同时，也使文化领域染上了拜金、浅薄、媚俗、做假的风气，市场炒作使文化成果良莠莫辨，有偿新闻与有偿评论加剧了这种混乱。在浮躁的气氛下，有些演出在热热闹闹之后并未给我们的文化留下任何遗产，票房高低常常成为一部电影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而文学作品则是印数至上。网络中出现了各种贬低严肃文化与高尚思想的低俗甚至丑陋的东西。价值观念、社会风尚，都通过娱乐休闲市场表现出了异质的多样元素，此外还有一些片面性荒谬性观点，例如全盘西化或者全面怀旧等思潮倾向。

　　这种时候，更需要文化自信、文化定力，更要勇于与善于实现引领、整合、包容、平衡与进一步提升，以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心骨，积极构建生气勃勃、富有创新活力，又能够满足人民多方面精神需要的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态格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可以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载体。我们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既融会了古代中国的仁爱、亲民、崇文、尚和观念，也体现了先进的爱国、人权、民主、自由、法治观念，并且与我们革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息息相通。

　　重视价值观教育，就是重视世道人心，就是让每个中国公民都有道德主体意识，诚如孔子所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道德则是调节规范社会稳定的无形而强大的支柱，而文化，恰好决定了道德的价值构成。如果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散发出中华文化特有的气质，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事准则，那么，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就会焕然一新了。

　　某些文化歧义与碰撞，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机遇。我们对于双百、二为方针的坚守，将有利于文化的繁荣；我们对于文化人才的支持与尊重，将吸引各方人才为我所用。国家的文化操作，应该有利于更好地进行文化教育与创新，文化争鸣与讨论，文化传播与提升。

　　提倡中华风度与中华生活方式

　　我们的文化自信不是顾影自怜，也不是文化自傲，更不是像“奇葩”辜鸿铭欣赏妇女小脚、赞成一夫多妻制那样的扭曲的“自信”。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中华风度”：文质彬彬、从容不迫、避免争拗、和谐稳重，再补充以健康公平的竞争，以及对于核心价值核心利益的坚守，“中华风度”几近完美。设想一下这样的中国人：有着诗书礼乐的教养与文化，琴棋书画的益智与审美，精致而俭朴的生活态度，贫贱不能移与富而好礼的姿态，行云流水、水到渠成的耐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明达与开阔，谁能不喜爱有着这样“中华风度”的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由于教育传承得不够，许多国人没能将风度塑造得如此美好。

　　我们应该格外珍惜这一份深厚独特的文化遗产。文化是理念更是生活。我们的汉语汉字、诗词歌赋、笔墨纸砚、中华烹调、养生医药、建筑园林、传统节日、民族艺术、民间工艺、礼仪民俗……构成了优美的中华生活方式。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越发认识到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的珍贵。尤其是汉字的综合性、丰富性、灵动性与审美性特色，是中国保持统一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整合性关联性思维的重要基石。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全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汉语汉字水平，在提倡普通话的时候保护方言，在普及简体字的时候珍重繁体字，在使用白话文的同时学习掌握文言文。学习外语永远不应是也不能是疏于母语的理由。如今，不仅国人日益从中华文化生活方式中得到了可贵可亲的享受和滋养，还有更多的国际友人加入了学习中华文化的行列。

　　中华文化经圣人学者的阐扬，历经几千年，早已化为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贵在潜移默化，贵在浸润身心，贵在心心相印，贵在蔚然成风。真正的文化自信拒绝炒作造势、夸大其词、巧言令色、形式主义；真正的文化自信具备抵制低俗化、浅薄化、哄闹化、片面化、狭隘化的能力和定力。文化属于人民，文化的有效性在于提升生活质量、精神面貌、成就实绩。文化属于人民，文化还归功于巨匠大师，文化需要强大阵容，文化需要群星灿烂，文化要看高端果实，文化一定会造福本土、造福人类、造福全球。这都需要我们有国家层面的长中短期文化教育规划，国家层面的思想文化激励与荣衔制度，以催生国家层面、人类层面的引以为自豪的人才和成果。

　　我们中华民族确实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这不是“老大帝国”的狂妄自大，这是建立在转化与变革的举世瞩目、发展与创新的累累硕果之上的坚实自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困难，化解矛盾。我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自信，我们创造的业绩使我们能够自信。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我们要以文化自信、文化复兴，托起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创造我们的文化辉煌，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