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回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发展的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了战略部署。《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是指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一、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可以从四个方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科学论断。一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政治制度是社会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二是从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看，虽然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三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为政治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处于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位，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因此其反作用常常表现为决定性作用。四是从政治制度的功能作用看，政治制度一经确立，便是顶层设计，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政治制度选择不好，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过，在现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也不少见。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1.这一选择不是在几种政治模式中作出的一种选择，而是在探索尝试过近现代所有政治模式之后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三个“五”。第一个“五”是讲辛亥革命之前的五大事件，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这五大事件的时间是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的这一段。中国的志士仁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太平天国发生在1851年—1864年；洋务运动大概的时间是1860年到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戊戌变法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的1898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1899年；清末新政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以后的1901年发生的。

　　第二个“五”，是尝试过的五种制度形式。这五种制度形式是：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对应的历史事件是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戊戌变法历时百日，被慈禧太后所镇压。清末新政以1901年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进行改革为标志。慈禧太后借鉴日本的宪法，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个改革最终也归于失败。帝制复辟搞了两次，一次是袁世凯，一次是张勋。都很快失败了，说明封建统治早已不得人心了。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也是不成功的。在此期间，中国曾出现过多党林立的局面。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到1914年1月国会解散，各种新成立的党会达682个之多。人们“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从1912年到1948年，中华民国历史上出现过八位总统，始终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

　　第三个“五”，是后面总结性地讲到的五种革命或改革类型。第一，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第二，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第三，旧式农民战争。第四，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这些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说，这种选择不是多选一、二选一，而是将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制度都尝试过了，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之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特殊事件发生后的偶然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

　　1927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后，蒋介石随即背叛革命，与共产党反目。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中，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一些建设，现在有人将此称为“黄金十年”。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有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实现现代化。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历史不能假设。希望日本不侵略，不发动侵华战争，是一厢情愿的。

　　二是1937年之前，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是日本侵占了东三省，西方列强在中国也有殖民利益存在。

　　三是1927年至1937年，新军阀割据出现，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不可能实现近现代化。

　　四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其不可能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674页）

　　五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确曾寄希望于将西方的政治制度运用到中国，改变中国当时的悲惨命运。但是从外部环境看，列强不愿意放弃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独立；从内部条件看，资产阶级很弱小，难以担当起历史重任。辛亥革命以后议会政治模式的种种丑态也让中国人产生了对西方所谓民主模式的怀疑。

　　3.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对苏联模式的简单照搬，而是经过探索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首先，我们同苏联在国家结构上就有很大区别，苏联是联邦制，中国是单一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也有不同。最高苏维埃是两院制，包括联盟院和民族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三、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出发深刻领会“四个必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深刻领会“四个必须”，应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联系起来思考。要把握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保障其运行的体制机制，把握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出发思考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关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自治等基本制度。还包括政府、司法、群团和社会组织等系统，包括维系整个系统运转的民本思想、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贤能政治等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有助于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四个必须”。

　　1.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性质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讲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决不是先入为主，也不是自封的。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历史地位和承担的使命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从党的性质来认识。政党政治在世界近现代政治史中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比较，从性质上讲存在两个大的差别。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西方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和领导核心，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西方政党是议会竞选制度安排下形成的政治派别，是用于竞选的工具。

　　二是从党的历史地位形成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通过比较之后作出的选择。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这样。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积极参与民主建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在议会政治框架内，通过竞选取得一段时间执政资格的。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常常用所谓的合法性来误导我们，他们讲合法性，主要是讲选举程序的合法，回避合法性的根本应该是人心向背。实际上西方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只是竞选工具，已经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组织危机和辨识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里不妨将中国与印度、与俄罗斯作一比较。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印度是西方认为实行西式民主的典型的新兴国家。新中国1949年成立，印度1947年独立。1952年，印度人均生产总值是52 美元，中国是48美元。60 年后，中国人均生产总值5414 美元，印度人均生产总值1389 美元。又比如，俄罗斯原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照搬西式民主制度，地位不升反降。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即1992年，俄罗斯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八，中国排名第十，到2010 年，俄罗斯排名下滑到第十，中国排名上升到第二。

　　三是从肩负的历史使命来认识。当前，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使命，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革命需要领导核心，建设需要领导核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事实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围绕如何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做到“三个保证”和“四个善于”。“三个保证”包括：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四个善于”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这些要求我们要认真领会，认真贯彻。

　　2.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也是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讲了具体要求。一是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二是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三是国家各项工作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凝聚起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既是生命线，也是科学的工作方法。这里强调国家各项工作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政治路线在国家各项工作中的体现，又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民生问题始终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首要问题。根据“亚洲价值观调查项目”的研究发现，75%以上的大陆和台湾居民的民主观都是以民生为核心的。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关于中国人的民主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类似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比较接近，即中国百姓眼中的民主其实是民生，以民主的语言表达民生的诉求。即令如此，我们仍然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我们要从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高度，看待并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民主与法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第一，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工作方法；第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全会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行了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四个方面强调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二是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开展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三是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四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4.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这就从制度建设和制度运行两个方面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作用。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时所确定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发展中，体现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原则，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和发展了列宁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利用民主集中制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发展，而且利用民主集中制不断地解决了党自身出现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在党的建设、国家建设中，民主集中制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维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支撑，是维系这个体系正常并有效运转的体制机制。真实地体现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党领导人民有效地治理国家的政治关系，既能够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又能避免无序民主、无效民主和民粹主义；既能体现政治属性上的民主，又能反映政治伦理上的集体之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民主，关键在集中。一方面，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另一方面，没有集中指导，民主就是无序的；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正确的集中，那么民主就是无效的。

　　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安排及其程序安排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使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有效、健康地运行。

　　四、系统地把握现代政治文明的评判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了评价政治制度的八条标准，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首先所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然后围绕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提出了主要评价标准。是不是民主的、是不是有效的，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评价内容。是不是民主的，是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这种民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是否有效，同样是判断其是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可以说，这是对西方某些政治学者所宣扬的“程序至上”标准的有力回应。西方有的政治学者认为，只要选举程序合法，哪怕所产生的政府是无能的、无效的，那么这个政治制度也是民主的。事实上，如果通过一定程序选举不了有为有效的政府，那么这个程序的科学性就应受到怀疑。无效的制度甚至无序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也有悖于现代政治文明，说它是民主制度也毫无意义。

　　可以从这八个方面的主要评价标准看我们制度建设的成就。

　　第一条，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对照这个标准，可以从三个方面看我们的制度。一是我们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二是选拔与选举相结合，从总体上使执政团队的能力素质得到了保证；三是权力配置上的分工与协作避免了决策上的相互掣肘。在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具有科学性。中国具有贤能政治传统，把选拔与选举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经历与政绩，实现了程序上的合法性与实质上的正当性的统一。从总体上避免了党争、钱举、低能和过度功利的短期行为，也避免了某些西方国家权力制衡机制演变为否决机制的后果。

　　第二条、第三条，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这两条标准所判断的是民主的实质，也可以说是人民民主制度与其它的民主制度本质区别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涉及普通民众利益的问题，有畅通的诉求渠道，针对这些问题，执政团队会主动地研究并制定政策加以解决。中国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着眼于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立法和涉及民众利益政策调整时，能积极主动地、广泛地听取意见。只要财力和社会条件具备，公共政策出台就没有障碍，特别是没有明显的利益集团的阻滞。这些与某些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条，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此，我国的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作出了很好的回答。我们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

　　第五条，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党和国家实行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遵循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严格执行法律程序和决策程序，坚持政务公开，既避免了议而不决，又实现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六条，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我国具有重教重才传统，广泛多层的人才选拔机制，能够通过公平竞争使各方面优秀人才不断地进入到领导和管理体系。

　　第七条，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前面提到的全面依法治国应该是有力的回答。

　　第八条，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我国有多种形式的监督体系和责任追究体系，有严格的权力约束和反腐败措施，对权力运用的约束和监督是有力、有效的。

　　由此可见，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我们可以很有底气地说，中国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体系是民主的、有效的。

　　五、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

　　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民族统一的国家，西方不少国家定型的历史只有二三百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考察，在极力推崇美国民主的同时，也有“民情说”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做法，在欧洲国家未必可以照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当前，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必须继续加以完善。但是，完善和发展必须从国情和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1.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前一句话规定了根本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水平。

　　2.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跨上新台阶，我们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中国各民族长期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定。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我们要认真总结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特点，从而不断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3.要坚持问题导向。

　　既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不完善的问题，又要解决好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带来的新问题。比如，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比如，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等。还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新问题，比如普通劳动者民主权利的实现问题；比如，如何避免按财富分配政治资源的问题等。（尹汉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