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始终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既一脉相承，又随时代和时势的新变化、新发展而与时俱进，是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典范。

　　忠实坚守与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不仅体现在最初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对政党一切行动的指导地位上，也体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取得了两大理论成果。

　　在中国走向近现代的思想探索中，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等轮番登场，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成功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该怎样从文化学的视角来评析这一事件呢？从文化排异与文化认同及其辩证关系的角度分析，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太“异”，注定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因而必然产生排异性，衍生“水土不服”；新儒家思潮又同中国传统文化太“同”，不能满足中国近现代化变革与创新的文化需求，更无力引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创造全新的社会形态，无异于“新瓶装旧酒”。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既“异”又“同”。由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倡导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新的社会历史观、社会发展观与社会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所严重缺失的，因此令国人耳目一新。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发展大目标的追求上，又有不同程度上的“同”，如在辩证的思维方法上，在“均贫富”的社会价值和大同社会的发展目标追求上均有共性或相似性，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够被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由此可见，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成功领导中国完成近现代化的这一社会发展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坚守者和继承者。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简单化和教条化地搬用，而是要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包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优秀文化遗产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自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义和内涵。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这一基本的立场和原则，本质上就意味着对中国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尊重与坚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中国特色”就包含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正如习近平同志精辟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厚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渊源，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批判继承与继承批判

　　在近代中国，对待传统文化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完全否定本民族文化的“全盘西化”论，另一种是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它们都没能真正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是“辩证的否定观”。“辩证的否定观”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性态度，也是一种辩证的方法。辩证否定观的精髓是继承与批判的辩证统一，即继承是批判中的继承，批判是继承中的批判，二者并非二元对立。这种辩证的态度和方法本质上是科学的、理性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之理性批判态度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批判、要去除的是其糟粕，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则要继承，要“古为今用”。“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这句话不仅阐明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同时也指出分辨传统文化中“糟粕”与“精华”的价值标准：封建性与民主性之分。在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与传统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是本质不同的，这也就决定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习近平同志秉持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自己传统文化的一贯的理性态度，强调对我国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绝不是简单的搬用，而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也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创新发展的继承，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发展。

　　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地中国化的第一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情及中国实践的科学与完美的结合。毛泽东同志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熟读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在中国革命的大熔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富有创造性的结合。

　　邓小平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也都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无一例外地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和理论创新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性地继承和运用。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如此之论，可谓高瞻远瞩，为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庄穆、肖贵新，作者单位：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