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胜未来的战略之举
——如何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进行创新创造，以生产出满足需要的物品与服务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及多个重要会议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新质生产力”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任务。“新质生产力”提出后，引起学术界和社会上的热烈探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专门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将其作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为什么要提出新质生产力、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紧要的现实问题。只有在理论上弄明白了，才能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从而增强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势所必然也势在必行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后有着十分深刻的战略考量。这从我们日常生活中便可见一斑。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以及网约车、线上购物、移动支付……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概念和习以为常的场景，说明一个新的科技时代已经到来。汹涌而至、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快速变化的中国与世界，都构成了“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代背景，反映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们党深刻洞察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大势提出来的。18世纪后，世界发生了数次重大科技革命，推动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等多次产业革命。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甚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按现在的核算方法占当时全球GDP的30%以上，但这种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面对西方近现代工业装备起来的坚船利炮、生产的“洋货”时，便迅速败下阵来。而在改革开放后，我们正是牢牢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后期的机遇，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从世界范围看，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实施新产业革命国家战略，如美国的“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德国的“工业4.0”、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日本的“日本再兴战略”等。对我国来说，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历史性交汇，我们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差距可能被拉大的严峻挑战。现在，我国部分科技领域正实现由“跟跑”向“并跑”和“领跑”转变，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关键阶段。只有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权，才能在新领域新赛道上占据发展先机。

　　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我国经济向上突围、精彩蝶变的必经之路。推动高质量发展，仅靠对传统产业、传统模式的一般性改造提升已然行不通，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只有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才能开辟产业发展的新“蓝海”，才能真正打开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局面。从现实情况看，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具有时代特点的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熟，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比如，自2020年7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北斗系统持续赋能各行各业，深度融入电力通信、交通运输、农林牧渔、防灾减灾、快递物流等行业，对产业发展、百姓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我们应对外部打压与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交织激荡，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国家为了保持其在科技、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在科技、贸易等领域对我国进行限制和打压，通过“小院高墙”式的手段限制技术对华出口，肆意制裁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百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同时，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粮食、能源、金融、气候等全球性挑战前所未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对我国经济发展、外贸活动等产生负面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使我国在大变局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我国外贸“新三样”在世界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能够逆势上扬，也说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我国因应外部变化的重要意义。

　　综上可知，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科技与产业的方向性引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动员，必将极大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所以，“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论断一经提出，就唤起了全党全社会的广泛共鸣，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新质生产力“新”在何处

　　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有着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鲜明特点，其内涵也十分丰富。现在，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人们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将其泛化、标签化、狭义化等倾向，有的把它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有的仅把其局限于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理不清则事不明。全面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是我们认识这一重大论断的理论基础，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条件。

　　新质生产力之“新”，首先在于它以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为内在驱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有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等几种类型。从以往经济活动看，以要素投入、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仅会带来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等严峻挑战，而且存在单位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等问题，终究不是长久之道。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新质生产力就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通过原创性、颠覆性技术这一“关键变量”激发产业的潜力活力，有力提升发展的质量效益。近年来，我国家电、纺织、食品等传统行业的一些企业引入智能制造技术，朝着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发展，不仅突破了发展瓶颈、实现了脱胎换骨，也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新质生产力之“新”，关键在于它赋予生产力诸要素以新的内涵，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科技的每一次创新和突破，都带来了生产要素的新变化新发展，都会极大丰富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内涵。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解释，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新质生产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意味着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从劳动者看，有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的专家，有具备相应知识技能的工程技术人才，还有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家等。从劳动资料看，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人形机器人、3D打印机等智能工具得到运用，大量传统行业的生产设备更新换代，进一步解放了劳动者、提高了生产效率。从劳动对象看，数字资源、虚拟空间、生物基因、微观粒子等都成为人类劳动的对象，大至太空宇宙、小至基因量子都成为人们的生产空间。比如，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规模大、非稀缺性、强流动性、非排他性等特征，能够有效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新质生产力之“新”，还在于它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载体，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从历史经验看，科技革命必然伴随产业变革，会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也会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应。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蒸汽机技术带动了纺织、运输、煤炭、钢铁等产业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电力技术、内燃机技术带动了电力、电信、汽车、飞机等产业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计算机技术带动了电子信息、移动通信、互联网、新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产业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生命生物技术等为突破，带动了数字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发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特点，是引领产业升级和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产业基础和巨大空间。

　　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不是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与简单迭代，而是通过把科技力量渗透到生产力各要素之中，进而引起产业结构和经济形态的巨大变化，其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一重大论断，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又内含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兴起等时代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实现了中国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在哪里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解决好“怎么看”的认识问题，更要解决好“怎么干”的路径问题。现在，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和热情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讲求科学的方法和步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健全体制机制的角度，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一系列安排部署。总的来说，就是要遵循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技术突破、产业转化、绿色发展、人才支撑为着力点，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一般而言，科技创新可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其中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最为重要也最为艰难。发展新质生产力所依靠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必须以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为前提。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还不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要看到，科技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具有前沿探索性和不确定性的原始创新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壮志，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努力创造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不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瞄准产业创新这个“关键点”。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基本载体，科技创新只有转化为技术并应用于生产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过去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时间上往往有较长间隔，现在二者几乎同时发生，新科技成果很快就能转化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因此，要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在推动产业创新中，必须处理好“破”与“立”、“新”与“旧”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在综合考虑本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的基础上，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培育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与此同时，要坚持先立后破，不能简单替代或放弃传统产业，坚决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和断层现象，防止脱实向虚、泡沫化。要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启动发展方式创新这个“新引擎”。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的应用，不仅为企业工艺改进、技术改造、效率提升创造了新空间，而且为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新路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绿色服务业和绿色能源产业，积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以新质生产力“含绿量”提升经济发展“含金量”。同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

　　激活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这个“动力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靠创新人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成为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的时间大致是重叠的，两者相互支撑、相互作用。从世界范围看，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有力推动了产业发展和生产力进步。这也启示我们，必须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同时，要善于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人才愿创新、能创新、敢创新。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生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的变化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加速或者阻碍的作用。回望世界工业发展史，那些抓住科技革命发展机遇、引领科技浪潮和工业革命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强调制度创新，形成了更有效激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制度体系。

　　那么，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应该如何加快形成？中国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答案就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中。通过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破除一切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方面，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新质生产力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是前瞻性的、开拓性的，无论是科学研究、技术转化还是生产应用，对企业和个人而言都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和风险，这就需要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拿我国高铁行业来说，从早期的引进技术到后来的自主创新，从国内铁路网规划到推动高铁“走出去”，正是有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才成就中国高铁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产业规模的全球领先。同时，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凭借对科技潮流和市场动向的敏锐把握，近年来我国一些创新能力强、成长潜力巨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公司迅速成长。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起来，构建更具活力的科研创新生态体系，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市场，促进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推动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另一方面，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坚持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路径。当前，全球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显著增强，一张5500万光年外的黑洞照片需要调动全球8台射电望远镜“组网”拍摄，一个底层软件的流畅运行离不开多国程序员写下的几千万行代码作支撑……这也告诉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分布是全球性的、不均衡的，只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立高效畅通的全球要素流动机制、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开放制度，才能集聚全球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因此，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统筹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促进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安全高效流动，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全球范围优化配置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实施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助力中国经济御风而行的强劲动能。我们要看准方向、坚定信心，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积极作为，同时保持历史耐心稳步前行，不急躁冒进、不急于求成，让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使我国发展之路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