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明以止”，其本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够像天地日月一样正大而光明，并用礼乐来教化世人，那么，天下的民众就会被他的光明之德所感召和指引而遵从礼义，以至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因此，在中华民族的这一“人文”观念和“文明”意识中，重要的不是通过霸道强权的治理方式来追求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而是通过充分发挥礼乐对人的文明教化作用来引导民众过一种道德化的伦理文明生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通过武力扩张或威服的方式来胁迫异族认同和接受自己的文化，而是通过中国式文明典范的内在吸引力和“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方式引导对方实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和提升，从而达到“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目标；不是通过征服自然或无止境地掠取、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需求，而是通过节制自身欲望、协调天人的方式来实现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万物可持续地和谐共生的目标。

　　由此可见，霸道的强权、武力的滥用、自然的征服和文明的扩张皆不为中华民族所称道，反之，中华民族所心仪向往的是敬德保民的治道理念、“以德行仁”的王道理想、天人合一的生命学问、人文化成的道德化境。相对于霸道强权的文明扩张理念，中华民族“文明以止”的文化性格和人文意识具有一种“止其身有所不为”的道德主义、和平主义的性质，所谓“化成天下”之所以为“化”者即在于此。（方克立 林存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